蔡慎坤评论分析：面对当代中国复杂而深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旅居东京的政治学者刘军宁较早提出了“晚共时代”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中国共产党统治进入晚期阶段可能呈现出的政治特征。近年来，这一概念逐渐成为海外学界、媒体及观察人士分析中国现实的一种框架。

　　所谓“晚共”，并非简单意味着一个政权即将终结，更不是对时间的预测，而是一种制度状态的描述。指的是一个政权虽然仍然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但其内部已经出现权力老化、制度僵化、财政透支、社会信任流失等一系列结构性症候。

　　判断一个政权是否进入“晚期”，不能依靠情绪，也不能依靠政治立场，而应观察其权力结构、制度活力、财政基础以及社会治理多个维度。

　　过去数十年，中共虽然始终坚持一党专政，党内仍保留一定程度的集体决策和制度化交接安排，使最高权力能够相对平稳过渡。而习近平上台之后，权力进一步向个人集中，重大决策更加依赖拍脑袋，制度性制衡空间全面收缩。

　　当整个官僚体系越来越依赖揣摩上意而不是独立判断时，决策风险不断累积。地方官员首先考虑的不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符不符合政治要求；专业判断让位于政治安全，治理能力随之弱化。

　　由于习近平修改宪法定于一尊，不再培养接班人，使得中共权力交接充满更多不可预测因素。历史经验表明，任何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一旦缺乏稳定、明确、可预期的接班传承，很容易在关键时刻放大政治风险。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曾展现出务实的政策调整能力。面对现实问题，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试错、修正甚至否定过去的政策，因而在一个时期内迷惑了不少人。

　　然而今天，”绝对忠诚”成为官员考核评价的重要标准，越来越多的官员奉行”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于是，一边是基层普遍躺平，不愿承担责任；一边是层层加码、机械执行，唯恐政治表态不够坚决。结果形成一种看似矛盾却同时存在的乱象：既不作为，又乱作为。所谓的治国理政越来越像一台依靠惯性运转的僵硬机器。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土地财政、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这一模式支撑起城市化高速发展，同时积累了庞大的债务压力。随着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土地出让收入下降，不少地方财政面临断炊的危险；随着新生人口大幅下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公共服务支出增加，沉重的地方债务很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越来越多地方不得不压缩行政开支，调整公务员待遇，减少固定资产投资，甚至扣减维稳经费。

　　而中国的财富早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益集团掠夺和瓜分，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是一番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当人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越来越脆弱。于是，一 种关于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利益集团的政策举措；越是推动这种政策，就越是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对立。

　　历史上，无论是晚清、晚明，还是苏联东欧进入晚期之后，既可能经历长期停滞，也可能通过重大改革实现转型；既可能在危机中瓦解，也可能在调整中延续。所谓“晚共”还能维持多久，是否仍具备自我修正和重新赢得社会信任的能力。

　　一个越来越依赖暴力和谎言维持的政权，必然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正如苏共缔造者列宁生前所言：“统治者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而社会底层也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这大概就是“晚共”的基本形态。

（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