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安友评论文章：相较于其他政治体系（包括美国）日益加剧的脆弱与分裂，中国政权对外呈现出一种能力强、稳定的形象——这也是北京积极塑造的印象。

　　然而，近期有两本书对此提出质疑。在《中国的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 in China）中，政治学者李连江透过深入检视调查方法，质疑学界衡量中国民众对北京领导人支持度的方式。他认为，民众对政权的信任比多数研究者所认为的更为薄弱。

　　在《制度基因》（Institutional Genes）中，经济学者许成钢透过宏观的比较与历史分析，指出中国政治制度难以改革，最终将导致经济停滞。在他看来，那种曾支撑帝制中国的威权统治，如今正扼杀现代经济。

　　长期以来，预测中国共产党垮台几乎成为观察者之间的一种“运动”。但如今，很少有严肃观察者认为中国显得不稳定。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包括自2021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以及地方政府沉重债务，中国政治体系仍显得强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牢牢掌控权力杠杆，而中国在电动车、生物科技等21世纪关键技术领域展现竞争力甚至主导地位。此外，多数研究也持续显示民众对政权的支持度极高。

　　李连江：无替代选项　中国高制度信任具误导性

　　香港大学教授李连江，是一位长期透过实地调查研究中国政治与社会信任基础的学者。设计良好且样本有效的调查，可以描绘出一个社会中态度与行为的分布。透过分析这些分布差异，社会科学家可以理解不同群体如何思考与行动，例如教育、性别与收入如何影响人们的信念与行为。然而，李连江与所有严谨的调查研究者一样，对这种方法的核心假设感到不安。

　　大规模搜集调查数据，必须将复杂态度简化为单一角度。当研究者试图理解民众如何看待国家时，这种简化尤其危险。研究者通常要求受访者以1到6或1到10的尺度，评估对政府机构（如中央政府、地方官员或警察）的信任程度，并将平均值作为“制度信任”来衡量政权正当性。

　　李连江认为，中国的高制度信任具有误导性。在中国，人们信任政府，是因为“他们没有透过自由、公平与定期选举撤回信任的可执行权利”，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替代选项。这类似于政治理论中的“适应性偏好”：个体在可行选项的限制内形成偏好。李称此为“嵌入式信任”，即偏好范围被嵌入于制度之中。这仍然是真实的信任，但本质上不同于可以自由撤回支持的制度中的信任。

　　因此，李连江试图提出比传统“嵌入式信任”更有意义的政权支持衡量方式。他将焦点从制度信任转向对最高权力核心（实际上等同于习近平）的信任，并将信任重新概念化为两个面向：承诺与能力。承诺指民众相信领导人愿意推动良好政策；能力则指民众相信领导人能确保官僚体系有效执行。

　　此方法将中国当代的信任分为四类：

　　完全信任（对承诺与能力皆有信心）

　　部分信任（相信承诺但不相信能力）

　　怀疑（对一项或两项存疑）

　　完全不信任（两者皆不信）

　　李的研究显示，完全信任者仅占少数，多数人处于部分信任或怀疑，甚至有相当比例表达完全不信任。即使需谨慎解读，这仍挑战了“中国人民普遍支持政权”的假设。

　　这种细致分类也有助于解释政治行为模式：完全信任者支持政府；怀疑者倾向政治冷漠；部分信任者较可能透过申诉、请愿或网络表达不满；完全不信任者则更可能参与抗议。

　　李的分析显示，异议可能比普遍认为的更具威胁性。一旦经济衰退或公共危机触发动员，部分信任与怀疑者可能加入不信任者，抗议可能跨群体扩散，削弱政权稳定的基础。

　　在习近平治下，政策包括强化监管、扩大党在企业中的角色、控制资讯与社会监控。这些措施巩固权力，但抑制创新与弹性。

（法新社资料照片）

　　许成钢：中国经济问题　根源在制度基因

　　相对于李对政治支持的质疑，许成钢则挑战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乐观评估。官方数据显示约5%的成长，但许认为实际可能远低于此，甚至接近停滞。

　　许指出，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制度结构，而非景气循环。持续成长需要国家放松控制。毛泽东过世后，中国曾有限度开放，允许私营经济与地方实验，从而带来了一段高速成长。

　　然而，许成钢认为列宁式党国体制与持续自主性存在著根本性的冲突。随著民营企业家与中产阶级崛起，经济活力与政治控制间的张力加剧。近年来，中国领导层选择强化控制。

　　在习近平治下，政策包括强化监管、扩大党在企业中的角色、控制资讯与社会监控。这些措施巩固权力，但抑制创新与弹性。

　　许提出“制度基因”概念，指中国治理中深植的特征：资源集中、阶层官僚结构、意识形态控制机制。这些特征源于帝制时期，延续至今。

　　因此，改革开放本质上是有限的，制度能容纳暂时调整，但无法持续转型。当前的权力再集中，是结构性结果，而非单纯领导选择。

　　许成钢认为，这些限制使真正改革几乎不可能。经济自由化最终会与政治控制逻辑冲突，开放与收缩将反复出现，限制长期成长。

　　台湾视角：中国脆弱反而应成警讯

　　李与许的分析都指出，中国的稳定比表面更具条件性。政治信任仰赖领导人的可信度，而经济表现仍是正当性来源。制度僵化限制了应对新挑战的能力。

　　同时，政权仍具强大优势，包括组织能力、资讯控制与压制异议的能力。因此，“脆弱”不意味即将崩溃，而是容易受到冲击。

　　这些冲击可能来自经济危机、公共卫生事件或地缘政治冲突。一旦削弱领导信任，可能引发态度转变，进而扩散异议。

　　值得注意的是，缺乏制度性替代选项，使得即使发生危机，也不太可能导向稳定民主转型，更可能出现另一种威权形式。

　　尽管许多人或许希望，中国内部的脆弱性会分散北京对台施压的注意力，但这两本书所揭示的意涵，反而应成为一种警讯。若缺乏足够的政治信任与制度基因来建立一个更稳定的替代秩序，那么一个后威权、更加建立在赤裸权力而非制度化共识之上的政权，对台湾而言，可能比今日这个相对纪律化且具有战略性的中国政权更加难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