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柯文哲在民进党的支持下，首次参选台北市长，公开征求竞选Logo设计。 一位设计师在脸书发文，柯办团队挑出Logo之后，柯文哲主动表示应该要付钱给其他没被选中的厂商，因为本来就应该为专业付费。 “比稿也该付费”引发大量设计师共鸣，该则贴文被转贴了超过6000次，让柯文哲收获不少好感。

然而，创立台湾民众党后，柯文哲对党徽海选活动要发出30万元首奖奖金表达质疑，认为“太贵了”，说交由支持者网络投票即可，不需要花钱找专业团队设计与微调。

竞选时的尊重专业和组党时的践踏专业，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柯文哲？

民众党的组织文化受到党主席影响，尤其是创始党主席，因为铭印效果（imprinting effect），对民众党文化的影响可以贯穿其任期，让人在日后都可以从民众党行为中，找到早期组织文化的痕迹。

不过因为柯文哲担任党主席的时间有限，所以民众党的组织文化根基不深，也会受到第二任党主席黄国昌的影响。 两任党主席各自留下对于民众党的印记。

柯文哲本人对于金钱锱铢必较，从当选台北市长开始，就不时抱怨薪资比当医生更低。 2022年台北市议会通过双城论坛预算但书《若共机、共舰持续扰台，不得动支此项预算及核销》，不过柯文哲无视预算但书，照常举办。 台北市议会三读通过决议，不准动用公帑支付这笔95万元。 陈佩琪在脸书亮出家中存折，表示愿用自己的钱垫付，小草一片叫好。 结果柯文哲还是强行核销，而且超过95万，共核销了107万元，但因为违反议会决议，依法无法报销，遂成为台北市政府呆帐。 陈佩琪也改口，质疑蒋万安办双城论坛为什么不自己出钱，却要他们为双城论坛付钱？ 诸如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每每牵涉到公共事务，最后都和金钱有关，例如有人以两亿美金交换他退出总统选举、收受威京集团贿铬放宽京华城容积率等。

柯文哲这种对公家资源宽松，对自身金钱锱铢必较，设法将公家资源转为个人利益的作法，在成立民众党之后，就转变为民众党的组织文化，形成三个同心圆的差序格局：以自我为中心，民众党在第二圈，政府则在第三圈，其中民众党利益则高于政府利益，但是柯文哲利益又高于民众党利益。 例如柯文哲将民众党寄生在立院，利用政府资源滋养民众党，便是民众党利益高于台湾利益; 而柯文哲透过私设“木可公司”洗钱、直接私吞企业捐款，以及挪用基金会公款等三大手段，非法侵占及挪用原属于民众党与竞选的资金高达7,500多万元，则是柯文哲利益高于民众党利益的表现。

无论是自恋、缺乏同理心、救世主情节和仇恨意识形态，黄国昌和柯文哲都十分类似，。 （资料照片/王侑圣摄）

因为民众党将柯文哲利益视为民众党的核心利益，这种类似于宗教教主的组织文化，是批评者经常冠以邪教的原因。 当代政党组织的现代性来自政党超脱个人而存在，强调理性、科学的进步世界观，脱离传统的宗教秩序。 讽刺的是，民众党虽然以科学、理性为口号，但是实质作为却是走回个人崇拜的传统路线。 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人政党”之故，亲民党也是一人政党，创党者宋楚瑜长期担任党主席，一开始成立的原因也是为了将宋楚瑜推上总统大位，但是亲民党不会将宋楚瑜的个人利益变为政党的核心利益，这点和年轻的民众党十分不同。

相较于柯文哲的“钱”，黄国昌则是将“权”打入民众党的组织文化。 从黄国昌上任起，就对权力十分敏感。 先是为柯文哲取了个老大的绰号，以便确保没有人和他分享“主席”的称谓。 这不是特例，黄国昌从政以来，从理念到立场，皆可随手抛弃，唯有自恋始终如一。 虽然和柯文哲一样都是自恋成瘾，不过两人自恋的方式不太一样，柯文哲是喜欢万人簇拥，而黄国昌是要塑造自己是孤胆英雄的高高在上，他最近出版谎话连篇的自传，正是这种人格特质的反映。

黄国昌从政以来，从理念到立场，皆可随手抛弃，唯有自恋始终如一。 （张哲伟摄）

黄国昌担任领导者的组织，都有了类似的组织文化：黄国昌确立以自己为唯一主角的小圈圈，小圈圈内的人可以优先选择优势选区、初选落败可以立刻跳去其他选区、刚加入民众党就被征召等等，而不加入自己小圈圈内的人，则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必除之而后快。 即使已经耕耘长久，也不准参选，或是必须退出，让给黄国昌心腹。

黄国昌这种将党的资源挹注给自己小圈圈的做法，无论在时代力量还是民众党都无二致，也产生了相同的组织文化：组织内的沟通成本奇高无比，同党人士根本无法私下沟通，最后只能透过媒体放话，这也是黄国昌后来想掌握媒体的原因之一。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当组织内部的交易成本高过组织外部的成本时，组织的疆界就会重新定义，通俗点说，就是分裂。 无论在时力或是民众党，黄国昌掌权时，都会产生内斗，而且都是黄国昌利用党主席的职权，将不属于自己派系者斗出去。 在时力是林昶佐等人被迫退党，民众党内则是柯文哲的人马正在被一一除去。 这种清党导致资深党员大量退出，也是黄国昌被称为政党关灯手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要将民众党等诸多现象，完全归咎于柯文哲和黄国昌也不尽公平。 柯文哲和黄国昌身为组织领导者，无疑该为组织成败负最大责任，但是却不能将所有现象都归因于二人。 过于强调领导者个人的影响力，会令人忽视整个系统的作用，误以为只要改变领导人，就能够改变一切。 如果没有帮手与合适的土壤，领导者也很难发挥作用。 因为缺乏追随者，领导者便毫无权力，而没有合适的环境，破坏性领导者一上台就会被制衡，也很难造成重大伤害。

从1841年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出版《英雄与英雄崇拜》（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以来，领导理论在将近两个世纪内，大多数是在探讨领导者与组织的关系，学者们花费大量的心力，希望能够探讨何谓“好的领导者”，希望能够为当代人萃取值得学习之处。

但事实上，“坏的领导”就算不比“好的领导”多，至少在数量和影响力可以平分秋色。 历史上坏领导的例子俯拾即是，有些坏领导主要源自不道德与非法行为，例如炮制出安然（Enron）丑闻的Jeffrey Skilling和Kenneth Lay、水门事件的尼克松; 有些是出自过度自信，例如拿破仑忽视对于后勤等警告，于1812年率大军入侵俄国失败; 有些是执着于过去策略而犯下错误，例如1990零年代IBM的CEO John Akers错失个人电脑崛起的契机。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被称为“毒性领导”，是领导者利用恐惧、操弄、霸凌与恨意，来达成短期目标与个人利益，而牺牲组织的长期目标。 帕迪拉（Art Padilla）、霍根（Robert Hogan）和凯泽（Robert Kaiser）发表于《The Leadership Quarterly》的“毒性三角理论”（Toxic Triangle Theory）的，便是用来解释此一现象。

和卡莱尔等人早期的英雄主义与个人特色不同，这些对组织长期发展目标有害的领导风格并不是单纯归咎于“糟糕的领导者”个人所造成，而是受到三个相互影响的元素共同作用：破坏的领导者（Destructive leaders）、易受影响的追随者（Susceptible followers）以及容易催化的环境（Conducive environments）。

“破坏的领导者”关心的不是组织的长期生存与绩效，而是如何利用自身职位来操纵与控制他人。 帕迪拉等人认为这些领导者通常有某些固定的特质，例如具有个人魅力，但往往带有强烈的自私性格; 高度自恋，经常夸大自我的重要性并喜欢展现优越感，往往极度缺乏同理心。

此外，他们认为这些领导者的人格有所谓的“黑暗三角”（Dark Triad）：马基维利主义（极度功利、擅长权操纵）、心理病态与对权力的极度渴望。 其中最常使用的策略是利用仇恨意识形态来巩固支持，却又藉由区分“我们vs他们”制造对立，来巩固自身的控制权。

统治者的权力要能发挥作用，需要被统治者一定程度的同意。 同样的，破坏的领导者之所以能够持续发挥影响力，需要有足够易受影响的追随者。 这些追随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顺从者（Conformers）： 这类追随者通常自尊心较低、心理需求未获满足或成熟度较低。 他们出于恐惧、寻求安全感或为了避免受到其他人的惩罚而服从领导者。 另一类是勾结者（Colluders）： 这类追随者主动参与领导者的破坏性行为。 他们与领导者抱持相同的野心，并积极协助执行毒性管理，通常是因为这能为他们带来职场利益或符合其世界观。

除了破坏的领导者和易受影响的追随者之外，毒性领导要能真正发挥破坏力，还需要领导者和追随者处于容易催化的环境中。 特别是在面临危机或剧烈变动时期，某些人会感到不安定与威胁，对不确定性无所适从，而更渴望有强人来引导他们，尤其是这些强人能够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时，更容易让毒性领导滋生。

但是毒性领导不是在每一个组织都吃得开，通常在缺乏透明与制衡机制的组织内更容易出现，这些组织经常向外寻找敌人，但是内部的监督力量却十分薄弱、缺乏申诉与发声渠道，或是存在不鼓励发声的文化，反而要追随者坚定相信领导者的所做所为。

毒性领导通常发生在高权力距离的社会与组织中，平均而言，相信上位者与下位者的权力差距越大，或是虽然身处低权力距离文化中，但是该组织文化却普遍接受严格且不容挑战的阶级制度，较容易发生毒性领导。

“毒性三角理论”让我们将毒性领导的各种恶行，从“单一坏人”转移到“系统性问题”，因此不是换掉怀领导者就能瓦解毒性领导，还必须从系统与制度上改善，例如强化内部监督体制，并建立让成员敢于发声的文化与心理安全感等。

帕迪拉等人并且以古巴卡斯特罗和德国希特勒为例，说明其毒性三角理论。 破坏领导者的五项人格特质，分别是：个人魅力、个性化权力需求、自恋、负面生命主题，和仇恨意识形态。

柯文哲和黄国昌两人，符合其中的个性化权力需求、自恋，和仇恨意识形态等，负面生命主题则两人都不符合，至于个人魅力，柯文哲要比黄国昌更适用。

以“自恋”而言，自恋的表现为自我中心、缺乏同理心，追求崇拜、将自己视为救世主的优越存在等。 就“自我中心”而论，对外，柯文哲经常标榜“智商157”、“台大医院外科医生”，对内则以“朕”自称，喜欢幻想自己是皇帝，受访时甚至自称为“神”。 擅长将跨领域的复杂政治问题简化为口号，以“只有我懂、别人都笨”的态度睥睨他人。

而面对弱势群体、女性或部属时，常脱口出带有轻蔑或工具化倾向的发言，则显示出缺乏同理心。

其救世主情节，则表现在多次公开宣称《台湾只有我能改变》、《蓝绿都是垃圾》，将自己定位为打破旧体制、拯救台湾政局的唯一圣人。

无论是自恋、缺乏同理心、救世主情节和仇恨意识形态，黄国昌和柯文哲十分类似，例如多次自夸长相俊俏，借日本人名义夸耀自己俊俏如同木村拓哉，或是在立院质询或召开记者会时，经常极度不耐烦打断他人，说：“你回去读书”、“我讲话你有没有在听”等言语，藉以否定对方的专业与人格; 两人还都将不同意见者直接贴上堕落或被收买的标签; 也同样使用强制、操纵和宣传来强加个人形象，压制异议，巩固个人控制等。

这并不是说两人有同样的人格特质，就会产生相同的效果。 举例来说，在“追求崇拜”上，柯文哲将其天份发挥到了极致，积极形塑“阿北”的个人崇拜信仰，透过独特言行，建立大批不容许外界批评的忠实追随者，而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建立一个政党，完全以柯文哲的个人利益为政党核心价值，贪污亦如是，图利亦如是。

黄国昌高度依赖镁光灯与网络直播，在镜头前刻意展示咆哮、痛斥，或是反复出现的个人照片，以此吸引特定受众的掌声，并将大众的关注点从议题本身转移到他“个人”的道德高度。 他要求部属对其绝对忠诚，斗倒非嫡系人选，目的都在追求个人崇拜。 可惜因为个人魅力不足，缺乏演说技巧，手段又不如柯文哲，甚至在接手民众党党主席，在柯文哲从土城出来后，为了避免“两个太阳”，宣布柯文哲为“老大”，以便自己单独享有“主席”名号，名正言顺独占领导权。

固然民众党沦落到今日田地，柯文哲和黄国昌要负最大责任，但是如果没有那些易受影响的追随者与容易催化的环境，志高才疏两人的毒性领导，也只会停留在台大医院地下室和中研院的研究室内。

所谓易受影响的追随者，帕迪拉等所谓的勾结者，是那些在蓝绿两党不得志，认为民众党提供更佳发展机会，黄国昌在此之上，加入了他的小圈圈，如陈智菡、许甫、翟本乔等都是为了政党擦脂抹粉乱拗，属于利益结合，这不必多说。 反而是顺从者值得多说一些。

如果没有那些易受影响的追随者与容易催化的环境，志高才疏的柯黄两人，也只会停留在台大医院地下室和中研院的研究室内。 （资料照片/王侑圣摄）

顺从者中很大的一部分包含对于蓝绿不满的年轻人，他们对于传统的蓝绿之争感到不耐，希望能够支持一个不同于蓝绿的第三选择。 这些人通常较缺乏社会经验，也较容易受到短视频影响。 但是因为柯文哲自私的人格特质，自私的人也较容易受到两人吸引。 例如过去的一项调查显示，若台湾遭受军事攻击，民众党支持者是最不愿承担保家卫国责任的群体，甚至超越次高的国民党甚多，而且既不相信美国，战争时又希望美国人牺牲生命保卫台湾等等，都显现出民众党支持者的特色之一。

这些人呈现出帕迪拉等人所谓的顺从者的三项特征，包括心理需求未满足、低自我效能感与威权性格。 限于篇幅，我只谈其中因为正当性危机而支持威权领袖的特征。

第一种代表性危机是指某些人认为现有政治系统没有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或价值。 当小草认为自己不属于蓝绿，对主流价值有难以启齿的反对，就发生代表性危机。 例如小草也许认为房地产都遭到现有既得利益者绑架，造成房价高涨，让他们买不起想要地段的房子。 但是小草们又认为政治无比肮脏，到处充满阴谋，正因为好处都被现有蓝绿既得利益者合谋占有，让他们有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资源与权力，所以小草无法获得心目中自己该有社经地位，需要一位能够代表他们又敢于打破现有利益结构的民粹领袖来带领他们。

第二种是权力贬值危机，这是指某些群体的地位下降，被原先地位更低的群体赶过去，让他们产生不满，认为必定是社会既得利益者特别青睐其他群体的结果。 很明显的，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时，群体彼此的地位特别容易改变，这时可能会让地位旁落的群体不满，他们会觉得社会不公，并且感受到孤立与无能，需要政客为其“讨公道”，让他们恢复他们心中自认该有的地位。 加入政党个体得以将渺小的自我隐藏进强大的集体大我中，获得虚假的自豪感，正当化自己的志高才疏，替自己的行为找到借口，从而获得自以为的正义和自尊。

而催化其生长的环境，除了台湾的政党内斗之外，也和台湾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有关，导致经济分配不均。 而全球民粹主义的浪潮、社交媒体产生的过滤泡泡和回音室效应与民进党昔日提供两人的政治机会，也在催化这种毒性三角领导的效应。

总之，诚如帕迪拉等人所说，这不是“一个大恶人统治一群好人”的故事，而是整个系统互动的结果，柯文哲和黄国昌固然难辞其咎，应该负最大责任，但是如果我们仅将注意力过度放在两人身上，反而可能错失了检视整个系统，并且真正压抑毒性三角在台湾生根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