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要告慰“六四”遗产，我们必须拒绝沉溺于悲悼、将历史简化为景观的诱惑，必须从东方主义的扭曲中拯救天安门的真相，并深入追问抗议者的诉求，而不止于口号。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中华书评》(China Books Review)发表文章《 小说中的天安门》，作者程杨杨(Yangyang Cheng，中美关系学者)评论了知名作家哈金的新作《寻找坦克人》(Looking for Tank Man)及其他有关六四屠杀的文学作品。哈金新作主人公露露从小在北京长大，但到了哈佛大学，在校园内一次抗议中国总理的活动中，才第一次知道“天安门大屠杀”。这将她引上了一条充满个人和职业冒险的道路：她触碰了一段被封存的国家历史，并挖出了一个被掩埋的家族秘密——她的父母都曾是天安门运动参与者。

文章写道，早期的天安门小说同样描绘了热情的年轻人与他们历经沧桑的长辈，如高行健《逃亡》中的年轻人与中年知识分子，或马建《北京植物人》中的戴维与他的母亲，而《寻找坦克人》发生在当下——当年1989年风华正茂的抗议者如今步入中年，他们的孩子年纪与天安门的学生相仿。这种代际转换中有一个痛苦的命数：无论昔日还是今日，长辈们都曾试图，却终究未能，保护年轻人免受无情国家的伤害。

程杨杨认为，踏入禁地只是第一步。在中国以外，天安门不在被遗忘的危险之中，但知晓并不等于理解。要告慰“六四”遗产，我们必须拒绝沉溺于悲悼、将历史简化为景观的诱惑。我们必须从东方主义的扭曲中拯救天安门的真相，并深入追问抗议者的诉求，而不止于口号。“作为天安门广场的孩子，我们对逝者如此，对生者亦然”。

天安门抗争：一场关于价值观的较量

“天安门母亲”群体30多年来首度被禁止在“六四”当天到公墓祭拜受难的亲属。美国《外交学人》(The Diplomat)发表六四研究学者何晓清的文章《北京为何仍然惧怕“天安门母亲”》指出，天安门抗争是一场关于历史事实的较量，但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场关于价值观的较量。

何晓清说，数十年来，中共对记忆的压制和操纵奏效了——全世界都被"中国模式"(威权统治与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所创造的财富和权力所迷惑。为拯救自身合法性，后天安门时代的政权构建了一套叙事，将这场运动描绘为削弱和分裂中国的西方阴谋，将军事镇压美化为稳定与繁荣的必要之举。换言之，人的生命和人权可以为经济增长和国家强盛而"牺牲"。然而，新冠疫情后期，"白纸一代"横空出世。这些年轻男女在公共场合手持白纸，以示对关于新冠疫情的官方"正确记忆"的无声抗拒，共同塑造出这一代人难以磨灭的时代印记——不像天安门广场的坦克人那般戏剧性，但同样是一种新的勇气形象：恐惧之中的勇气，无处不在。亲眼目睹自己所亲历的新冠经历，是如何被重构为扭曲的官方国家记忆之后，这一代年轻人想要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们被欺骗了的?

"人民终将审判你们。"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一栋主楼顶上，悬挂着这样一条横幅。何晓清说，那些下令制造大屠杀的人，不仅将被人民审判，也将被他们试图以权力压制的历史所审判。

“六四”事件中，一名男子试图独自阻挡坦克车队。“坦克人”日后成为全球闻名的反抗精神的象征。

六四异议人士：懂得自由的价值

68岁的“六四”异议人士董广平近日乘坐橡皮艇渡海逃离中国，抵达韩国。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班多(Doug Bandow)发表文章《天安门纪念日提醒我们：失去的自由》表示：“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所享有的自由——这些自由在许多其他土地上，包括在中国，被常规性地剥夺。”

文章说，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力量而言，没有什么简便策略能迫使北京以尊严和尊重对待本国人民、保障其自由。镇压是中共维持控制的根本手段，鲜有威权政府会自愿解散自身。东欧国家的变革大体上是和平进行的，但只是因为它们无力维持原有的管控。即便是戈尔巴乔夫也只是希望改革共产主义，而非终结它。

尽管如此，作者认为，美国人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仍应为中国人民的自由与尊严发声。人权对美国而言不只是一个政治议题，更是14亿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只是希望为自己、家人和朋友争取更好生活的普通人——生死攸关的根本关切。董广平和其他异议人士懂得自由的价值。在天安门屠杀又一个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应当铭记他们，以及他们那些受压迫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