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想要躺平。当然，这是个人的自由，任何人是无权干涉，毕竟不是人人都喜欢工作，我就不喜欢工作。

而那些喜欢工作的人，有的是为了理想、有的是为了温饱，有的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价值，还有的纯粹是为了让自己不那么空闲。

当然，大部分的人是为了温饱不得不工作。

可在有的地方，工作不仅仅是因为温饱、理想的价值，还有别的原因，比方说，奥斯维辛集中营。

当时的奥斯威集中营为了让大家努力劳动，便在大门口挂了一个标语“劳动使人获得自由”。

当然了，这是一句屁话，犹太人在集中营里哪怕拼了老命的干，也不可能获得自由。

与此同时，德国人的死对头苏联人则认为“人不工作就是社会的寄生虫”，寄生虫是没资格活着的。

所以在当时的德国和苏联，工作也意味着自由和活着。

那么，作为德国的世仇，作为一个要建立乌托邦世界的苏联来讲，它应该站在德国的对立面，毕竟苏联的口号喊的很漂亮“要解放全人类”，所以，它应该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该让人享受到更好的社会福利、发更高的救济金，以展示自己的优越性。

可令人吊诡的是，德国的集中营没了，而苏联的“集中营”反而扩大了。

二战结束后，为迅速重建，苏联居然搞出了一个【失业罪】，这个【失业罪】。

根据苏联宪法的的第14条规定“要使劳动，成为每一个苏联人生活的第一需要，一切脱离有益于社会的劳动、与苏联的社会原则不相容的，根据各其其能、各尽其职的原则，拒绝工作、学习或服务的人，会被刑事指控为失业罪”。

当然，这个【失业罪】不是说你不工作就算失业，而是说你摆摊、当网红、打零工、搞艺术，再或者或者你上班不交社保的。都有可能被算【失业罪】。

那么这个【失业罪】是否生效由谁决定呢。

最终的解释权归克格勃和狗腿子们所有。

所以简而言之，在伟大的苏联，你不正规的劳动就是犯罪。

什么是正规的劳动呢。去农场里面干活、去工厂里面打螺丝，其余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寄生虫。

按理来说，伟大的苏联按人分配，而且有那么多的大企业，那为什么还害怕大家不工作呢？

这个就是计划分配的奥妙所在。

苏联的时候，人的一切都按照计划分配实行，社会固化非常的严重。就以工人的待遇为例。

当时工人的待遇分三种：

青年工人待遇、中年工人待遇、老年工人待遇。

这三个待遇是不同的，不管住房也好、工资也好、吃饭也好，一切按工龄分配，分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东西，都要看领导的分配。

领导决定了你的工龄，所以青年哪怕再努力，哪怕你是业务骨干，但如果说你喝酒的时候没站起来敬酒，那么可能就会被领导以工龄不足为由，分配到别的职工宿舍里面去住。

所以整个苏联时代，大部分的青年工人啊，只能住在职工宿舍。

反过来说，如果工厂的领导批准，哪怕你是刚刚进入社会的青年，也是可以率先分配到住房，按特殊人才走流程。

当然，这种人不是一般人，都是领导的亲属，或者是领导的跟班。

所以说在苏联，你想要一份好的工作，不是看你的学历跟能力，而是看你的染色体。

毕竟苏联有句老话“元帅的孙子也要当元帅”。

像当时苏联著名的摇滚歌手维克多·崔。他只是一个烧锅炉的，不干就要按【失业罪】处理。

所以苏联青年人对工作毫无干劲，宁可旷工也要四处流浪。而苏联为了防止大家躺平，就派了大量的巡逻人员在街上巡逻，只要在上班期间你出现在街上，那么就要接受盘问。如果发现了你没有工作单位，那对不起，你可能要被判处监禁。

那你说“我不上街，躲家里可以吗？”

也不行，因为苏联的居委会大妈会随时的查房。

到了1976年的时候，这个罪名又急速地扩大，被抓住之后直接发配到工地、森林，或者农场里面接受劳动教育改造。

那么在这一年，苏联有13万人被定为了失业罪。

那你说“我搞自媒体，我自主创业、当个小贩行不行？”

也不行。

比方说，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布洛茜基，这哥们他是一个诗人。

诗人就拥有天生的浪漫、天生的懒散，所以他不愿意去工厂里面当螺丝钉，但为了躲避失业税他选择当一个车工，当一个煤炉工，或者去医院的太平间里面当运尸工，然后用闲暇之去写诗。

当时的苏联允许文学创作，当然这个创作只限于正能量，只要觉得你不正能量，看你不顺眼，那么就可以用【失业罪】这个罪名把你送到西伯利亚的森林里去伐木。

所以当时搞文学的、搞音乐的这些人，找到了一个卡 bug 的方法，就是去国有单位里面挂名。

我一天去混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我该干嘛干嘛。

比方说这个维克多·崔，他就去锅炉厂里面烧锅炉。

还有列托夫去轮胎厂。

不过这样干，你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还是要悠着点，不能搞大活，否则有的是整你的方法。

就像布洛茜基，他明明有工作，虽然都是临时工作，但至少他没失业。但依然是逃不过铁拳，由于他的诗与彼时社会主义宣传的正能量格格不入，所以他就成为了鹰犬们的监控对象，经常受到骚扰，两度被关进监狱的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院里，最恐怖的就是给他强行注射镇静剂，然后半夜又被粗暴地叫醒，让他去冲冷水澡，然后用湿浴巾把他全身包裹起来，再把他推到暖气旁烘干浴巾。

在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后出狱，搞得他再也不敢到处流浪，而是准备老老实实工作。

但因为有违法记录，所以他依然没法工作。

因此在1964年，布罗茜基被法院以“利用黄色诗歌和反俗作品毒害青年”罪起诉，罪名是【社会寄生虫罪】，发配苦窑干5年活。

这一案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抗议，最后在阿赫玛托娃·肖斯塔克维奇和一大帮西方作家的呼吁之下，才使服刑18个月的他提前获释，获准回到了列宁格勒。

1972年，布洛茜基被开除了苏联的国籍，强行驱逐出境，之后在维也纳转转。最后逃到了美国密歇根大学执教。

在1987年的时候，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年他才47岁，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一。

他是幸运的，他逃出了苏联，而大部分人是没那么好运气的。

在1983年的时候，苏联发起了抓人运动。大批的警察、纠察队、民兵出动在街道、商场，甚至说澡堂子里逐一的清查那帮矿工者。各类媒体也开足了马力宣传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寄生虫的事情。

那苏联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毫无人性的失业罪。

因为说这个失业肯定会带来人员的流动，人员的流动是社会动荡的最大因素。

其实我们古代王朝2000多年前就给出了一个答案，而像战国时期的苏秦也讲过一句话：

使我有洛阳二顷田，安能配六国相印？

意思就是：如果我在洛阳有钱有房、有田有地，我至于背井离乡干这种刀口舔血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