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总是忍不住想，我们现在，会不会跟晚清废除科举时，差不多？”

庄鸿雁（化名）在中国一个二线城市，开一家课外教育机构，她有一子一女，过去一年 AI（人工智慧）成为她生活中的“超高频词”。

频繁出现在她脑海的一幕是：1905年，清朝正式废除了实行逾1300年的科举制度。彼时，全国数以百万的读书人，十年寒窗，却发现在这一道谕旨之后，整个仕途体系轰然瓦解。

庄鸿雁看着自己的小女儿，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到高考还有11年。这意味着未来11年，她将全部投入到这套以题海磨砺、以考分评人的体系之中。她清楚这套体系有多沉重，因为她也是从其中走出来的。

只是现在，她开始想：当年“西学东渐”，科举所依附的价值和功用逐渐失效，整个制度体系随之瓦解。不是因为读书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时代已经不再需要那种努力。

AI，会不会是又一次历史重演？那她让女儿倾尽11年去准备的那场考试，是否和晚清时父母督促孩子死读四书五经一样，到最后，换来的不是出路，而是整个体系的倾塌。

相映成趣的另一幕是，上个月，腾讯WeTech Academy在香港城市大学开了一场校长AI公开课，连续两天，超过百位香港中小学校长，坐在电脑前，像学生一样，学习如何用AI制作程式、体验AI教育工具，举手提问，交头接耳，惊叹于这些工具所能实现的效果。这场公开课的目的很简单——让一线教育者感受AI的冲击力，把AI融入他们的教育体系，让学生们更好地为那个AI时代做好准备。

海明威说，破产先是渐渐的，然后是突然的。

庄鸿雁说，对于孩子还小的家长，大家可能陷入一种集体的自我怀疑：是否还该送孩子去补习班？是否还应该督促孩子完成学校作业，甚至准备那些竞争激烈的考试？那套运行已久的教育、考试和人才选拔体系，如果就这样崩在眼前，那么不早做准备，受伤的可能恰恰是那些已经在体系中投入了十多年精力的孩子。这是当代家长们不得不集体思考的问题。

AI教育：从家庭生活到政策文件

对于AI带来的震颤时刻，庄鸿雁记忆清晰：2025年的春节后。

她让自己机构里的老师用DeepSeek（深度求索）试写英语对话练习，发现几秒钟的时间，AI能根据不同学生的水平，编写难度适配的对话内容，还能结合孩子的兴趣点，让练习变得有趣。她当即意识到，这个工具已经强大到足以对她的行业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对于家住广州的谢筠而言，她注意到这场变化比DeepSeek爆火还要早一点，“因为‘月之暗面’（Moonshot AI）智能助手Kimi的创始人是潮汕人，和我是同乡，在潮汕人的圈子里，早就有人开始讲这个年轻人如何领风气之先，那时候已小有名气。”

就在此时，中国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明确构建系统化课程体系，覆盖小学低年级至高中全阶段：小学低年级侧重感知和体验人工智能技术，高年级和初中阶段侧重理解和应用，高中阶段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

紧接着，北京市教委印发工作方案，从去年秋季学期起，北京中小学已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目标实现中小学生全面普及。

这让谢筠意识到，这已经不是一阵风潮，而是未来的方向。“世界好像真的要变了，特别是孩子的教育，真的要重新捋一捋了。”

在很多中国家长的意识里，这份官方文件带来的不只是信息，更是一种心态上的转变：AI教育已经不在讨论阶段了，已经成为制度性安排的一环。

焦虑：还需要“学好数理化”吗？

过去一年，庄鸿雁的焦虑感尤其强烈。她说，自己的处境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感觉置身于一片不断拍打的巨浪之中，有些喘不过气来。

她从事少儿英语教育，2021年前后，疫情封控措施与“双减”政策接连而来，在现实与政策的双重打击下，她关闭了一个校区，把师资资源都集中到另一个校区，降低成本，同时也加入了高考报名咨询业务，才缓了过来。

疫情结束后刚缓了一年多，她以为最难的一关已经过去，没想到，AI又来了。

庄鸿雁说，冲击不是抽象的，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她的机构有辅导、有陪练、有口语课，而这些，AI现在都能做，还做得不差。口语陪练这块儿，AI已经可以用自然流利的英语跟学生聊上很久，真正地一来一往。家长就开始问她：我干嘛要花钱找你们？你们比AI好在哪里？

她说，说实话，这个问题她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焦虑的另一层，来自她的两个孩子。

大儿子今年高一，想学自动化。庄鸿雁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她从小被这句话灌大，也这么教儿子。但她现在越来越没把握。AI冲击下，社会结构和分工都在变，那套大家在高考志愿填报里摸索了十几年的经验，地基已经开始松动了。

小女儿刚上一年级，进入社会还有十几年。等她长大，AI对世界的改变只会更深。庄鸿雁在想，是不是现在就应该让她学会跟AI相处。但一想到这里，她又迟疑了。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会成为人类第一批与AI共同成长的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的？

她注意到，女儿跟AI聊天会越聊越深，把心里话都说给它听，AI也会顺着往更深处引。那些她看不见的地方，让她有点不安。

这份担忧不是多余的。据统计，程式员岗位的AI暴露度高达75%，居所有职业之首。2023年至2025年间，美国程式员就业率已下降27.5%；2025年全球因AI引发的裁员人数达117万，是疫情以来最高。

谢筠对AI与教育的感受则更为直接。她有三个孩子：老大和老二是双胞胎女儿，老三是儿子，三人均在中学阶段。AI在第一时间就已经进入了他们的日常学习。在辅导孩子这件事上，家长渐渐力不从心，而孩子们现在已经在使用腾讯的WorkBuddy（“龙虾”类的 AI 智能体）帮自己收集错题、进行复习。

谢筠认为，这是“教育+AI”的阶段：AI辅助传统教育，让教育这件事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帮助孩子更好地推进学校课业。但再下一波，可能就是“AI+教育”，那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情了。

腾讯WeTech Academy的公开课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一连四天，超过100位香港中小学校长亲手用AI编写小程式。

未来已来：尽量保持在浪头之上

这些探讨并不遥远，就在眼前同步发生。

今年3月，腾讯WeTech Academy的公开课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一连四天，超过100位香港中小学校长亲手用AI编写小程式。

同一个月，中国“两会”上，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廖祥忠宣布，学校一口气砍掉了翻译、摄影等16个本科专业和方向。他说：“未来是人机分工的时代，教育变革迫在眉睫。”

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张泽松向BBC中文表示，社会对毕业生的需求确实变了，但如果只是跟着变快速改，反而抓不到重心。他推行的方向是“以慢打快”，把改革的核心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课堂形式也随之改变：以前两三百人的大课，现在拆成几十人的小组，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碰撞，同时把AI作为小组协作的一员融入进来。

面对这一切，庄鸿雁用她自己的话，做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切分。大儿子快上大学了，她选择放手，让他自己去摸索怎么跟AI相处，因为她清楚，在这件事上她已经给不了什么有效的指引。小女儿刚一年级，她暂时决定减少孩子与AI的接触。在早期教育这个阶段，她觉得风险还是大于收益，不想让女儿在问题还没被研究清楚的时候，成为第一批“实验品”。

有意思的是，庄鸿雁对儿子的担忧反而更多。她觉得女儿是跟着AI一起长大的一代，会自然地适应；但儿子再过几年就要进入社会，那时AI冲击下的就业市场会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准。所以她悄悄开始为儿子多攒一些钱，让他将来在需要转型的时候，有余地自己做选择，而不是被迫的。

谢筠是另一种状态。她和丈夫都做医疗。她说，医疗领域早在AI之前就有人说互联网会颠覆看诊，后来又说AI会替代医生读片、诊断，但在她看来，这件事始终做不到。生病对人的心理打击很大，患者需要医生面对面的判断，需要那种人和人之间才有的安慰，而从问诊到制定治疗方案，中间有太多灰色地带，需要经验，也需要有人来负责。这些，AI还替代不了。

所以AI的出现，反而让谢筠更确定了方向。“以前大家盲目地在学习，不知道下一个浪潮、下一个风口在哪里。反而有了AI之后，不焦虑、不纠结了，因为AI展现出一个比上一时代更有确定性的时代。那些填鸭式的内容，很多都已经可以快速从AI获得答案，没必要再花大量时间去背，而是要学会利用AI工具，学会整合资源，学会与人进行深切交流。以前的‘无用之学’，突然变成了有用的学问。”谢筠说。

两位家长的感受，和一些数据相互印证。复旦大学2026年4月的报告显示，80%的家长担忧孩子的未来，这种担忧已不只是升学焦虑，更是对职业路径和人生确定性的迷茫。

与此同时，一份针对8000多名未成年人的调查显示，中国约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AI使用规则。一份毕马威的全球调查显示，超过90%的中国受访者对AI整体持乐观态度，而美国的同类比例仅略超50%。

焦虑与乐观在中国家长身上同时存在，焦虑于看不清方向，乐观于相信只要抓住这个工具，就能抓住机会。

这种矛盾，张泽松用冲浪作为比喻：AI这股浪潮袭来，如果一直站在浪头上跟着它走，就会很享受；如果一不小心被卷进浪里，就会非常累。

“所以，要尽量一直保持在浪头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