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谨慎且头脑冷静的君主，已经执政近四年。因此，年轻读者可能不知道，查尔斯三世曾经支持过各种反现代的主张，例如所谓的伪科学医疗。温莎家族中的“格温妮丝·帕特洛”曾对顺势疗法情有独钟。至于他对建筑环境的看法，这位传统主义者曾说，战后建筑师对英国城市的破坏，比赫尔曼·戈林的空军还要严重。

这些观点的共同点在于对经济增长的怀疑：一种直觉认为，在工业化之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不变化的时代，人们反而更幸福。国王在某种意义上“资助”着一个罗马尼亚村庄，那里的生活几乎停滞在过去的时光中。

我们有95%的把握，可以将这种世界观视为一个天生百万富翁的无稽之谈。那剩下的5%呢？那一丝怀疑？他本周访问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为他提供了佐证。

自2008至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一直是经济上的成功案例。英国以及西欧大部分地区却几乎没有完全恢复。然而，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都变成了马戏团。构成西方大多数执政与评论阶层的经济决定论者，对这一难题似乎毫无好奇心。

查尔斯不得不与川普会面，因为美国决定再次选举一位两度被弹劾的总统。而英国则很可能让奈杰尔·法拉奇成为首相，尽管大多数选民认为他毕生推动的脱欧是国家性的错误。这两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表现截然不同，但都出现了类似程度的反建制愤怒。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更富裕、增长更快的国家，其 政治反而更加荒诞。这让人不得不推断，经济因素即便不是完全无关，也被严重高估了它对国家情绪的塑造作用。 

换一种说法，增长会带来反常的后果。美国人不断选举川普的一个原因是，这似乎并不会影响他们的生计。就业增长依然强劲，美国股票依然是他们养老金组合中的高收益资产。道德风险不仅仅是国家制造出来的（例如为不负责任的银行注资或补贴家庭燃气费用）。市场本身也可以持续地产出大量成果，从而让人们对自己的选举选择免于承担后果。

十年来，投票支持川普成了一种没有成本的反叛，是右翼版本的“在有礼宾服务的顶层公寓里、支持对犯罪宽容的自由派”。

本周，英国一如既往地沉浸在关于“特殊关系”的愚蠢且无人回应的讨论中。这里有个线索：如果这种关系如此依赖美国政府中的具体人物，甚至取决于他们的母亲是否是苏格兰人，那就不算特殊。无论是在1945年后迪安·艾奇逊结束英国帝国时，还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因伦敦未参与印度支那战争而愤怒时，亦或是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将统一后的德国视为美国在欧洲的对话伙伴时，这种关系都谈不上特殊。

为何这些争执往往发生在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或类似背景的美国人之间？按理说应该相反。我把这个问题留给那些深信“表亲关系”的保守党人和法拉奇支持者。

事实上，如今英美关系之所以值得关注，只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失调模式。英国这种源于低增长的模式很直接：资源不足，于是选民反对精英和外来者。

而美国这种“成功之病”则更令人费解。可以说，或许存在一个最优增长率：既足够让选民感到富裕，又不至于在选择政府时变得麻木。 

进步派会提到美国增长的不均衡。不平等在20世纪后期开始扩大。但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川普现象有两个问题。首先，通过支持减税、削减政府的共和党来发泄对社会分层的不满，本身就显得奇怪。此外，民粹主义在更平等和更不平等的社会中都出现，在共和国和君主制国家中都出现，在像英国这样高度集权的国家和像美国这样联邦制的国家中都出现，在参与伊拉克战争的国家和未参与的国家中都出现。

如果有共同变量，那就是大多数地方的移民水平都很高。没有一种纯粹的经济解释能够成立。

甚至不清楚美国是否是本世纪增长与愤怒并存的最佳例子。波兰相比千禧年之初已经富裕得面目全非，是资本主义和欧盟的一个国家级广告。同时，也维持了一个足够成功的民粹主义运动，曾出现过一位民粹派的前总理和现任总统。

那些支持物质发展的我们必须承认，超过某个程度之后，这确实会对社会产生奇怪的影响。至少创造了一个空间，让原本警觉的人，在投票时敢于冒险。

查尔斯国王愿意压下他对现代性的怀疑，这一点值得肯定，而他在中年王储时期并非如此。但时机也不太理想，因为当今世界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在印证他的看法。

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贾南·加内什是《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和副主编，每两周发表一篇专栏文章。他为《金融时报》撰写国际 政治评论，为《金融时报周末版》撰写文化评论。此前，他曾担任《经济学人》的政治记者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