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反抗频发的时代。在美国，过去十多年里，反抗运动层出不穷，甚至相互重叠：茶党、"占领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抵抗运动"、反封锁抗议、国会山暴乱、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抗议。其中，包罗了其中一些运动、既引发又受其他运动触发的最初的反抗，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即便在完全专制地掌控联邦政府之后，它仍表现得像一个在腐朽体制的地基上安放炸药的暴徒。

　　我们通常根据我们这个时代主导的政治事实，即红蓝阵营之间永无休止的战争，来理解这些反抗。这些反抗由某一方发起，每一场备受关注的审判、煽动性演讲和被摄像头拍下的枪击事件，都会立即且可预见地将美国人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他们对何为真实、国家是什么以及应该成为什么样子，显然持有不可调和的观点：多元文化的美国与传统遗产的美国。前者是包容的、向外和向前看的；后者是排外的、向内看的，并怀念过去，试图通过撕毁传统、规范乃至宪法本身来重现那个过去。

　反抗时代一个明显的先例是内战前的那十年——《汤姆叔叔的小屋》、堪萨斯内战、斯科特案和约翰·布朗的年代——那时压力不断累积，最终爆发为未来国务卿威廉·H·苏厄德所称的"不可遏制的冲突"。审视当下，这一连串事件贯穿了新冠疫情、乔治·弗洛伊德之死、1月6日国会山事件、"2025计划"、查理·柯克、蕾妮·古德和亚历克斯·普雷蒂。如今，川普总统领导下的蒙面民兵组织在蓝城街头与居民对峙，我们自身的冲突似乎正在走向高潮。

　　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另一场内战的扣人心弦的前景上移开足够久，另一个历史时期便会浮现脑海。我们麻烦的根本根源，追溯至半个世纪前，是经济不平等、政治瘫痪、腐败、大规模移民以及文化和技术的剧变。这些恰恰也是上个世纪初这个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1914年，沃尔特·李普曼在他的宣言《漂移与掌控》中写道："进入二十世纪的普通人所航行的海洋，其未知程度远超任何航海家。"几十年的民粹主义、进步主义和反动浪潮之后，随着新政的出现，一个新的秩序诞生了。

　　对于一个出生在21世纪的人来说，生活是怎样的？你的日常现实是令人迷失方向的改变——但并非李普曼和他的同代人借以塑造他们时代的那种改变。相反，你压倒性的感受是游戏规则对你不利。你认为老一辈人最好情况下也是漠不关心，更不用说完全是掠夺成性，而且缺乏能力或意愿来解决他们强加给你的问题。你呼吸的电子空气中充满了谩骂。政治和媒体精英通过让你持续处于怨恨和狂怒的狂热状态中，来囤积地位和财富。与此同时，科技巨头让你从幼儿时期就对设备上瘾，这些设备使你与他人和自然世界疏远，将你困在镜像迷宫之中，直到你放弃真相可知的想法，屈服于最疯狂的虚幻图像。你对自己存在的感知变得脆弱，你的工作前景和你的心理健康一样岌岌可危。无论你的种族或性别如何，它们都感觉像是一种负担。这个系统就是一个阴谋，旨在剥夺你过上体面生活的机会。

　　愤怒和无力感驱使一些年轻人走向尼克·富恩特斯，另一些走向哈桑·派克，还有一些人走向芬太尼或每天20小时的《堡垒之夜》游戏。他们可能互相憎恶，但他们存在于同一个框架内，遭受着许多相同的痛苦。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战争暂时退居次席。也许最重要的斗争舞台并非互联网，那里进行着战争却除了分裂之外一事无成，而是现实世界，那里某些问题是所有普通人共有的。也许最深刻的冲突并非红蓝之争，而是权力与无权之间的斗争。

　　与一场恶毒的网络对决相比，这种冲突难以戏剧化地呈现。它很少成为政治的焦点，除了在宏大的修辞姿态或对日常生活恶化的小修小补中偶有体现。一位国会女议员谴责垄断寡头统治；一位参议员猛烈抨击大型科技公司；另一位国会女议员起草立法，反对过于刺眼的前大灯造成的滋扰，并争取"修理权"，让你能修自己的卡车或洗衣机。一场由二十多岁年轻人发起的运动拥抱功能手机。即使现在，在川普第二任期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中，人们仍感觉不到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在李普曼的时代，公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历史性的变革；而在我们的时代，新的法律和公民改革几乎从未出现。我们将精力投入到红蓝战争大多在线上进行的战斗中，跌跌撞撞地走上19世纪50年代的老路，而掌控我们生活的强大实体却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腐败。

　　诺姆·沙伊伯的《反抗：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阶级的崛起与反叛》（Mutiny: TheRise and Revolt of the College-Educated Working Class）一书的副标题，指向了一群出人意料的、正在与集中的财富和权力作斗争的年轻人。"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阶级"听起来像一个矛盾修辞法，因为社会经济地位通常由教育程度定义，并被认为随着学历的提高而提高。近年来，大学教育已成为衡量经济福祉和投票行为最可靠的指标之一。拥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一生中赚的钱往往比没有学位的人多75%，在过去的三次总统选举中，这些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富有的选民稳步转向民主党。2024年，他们投票给卡玛拉·哈里斯而非唐纳德·川普的比例高出16个百分点。仿佛遵循某种政治动力学定律，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也以类似的比例支持川普和共和党。20世纪工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专业人士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政治格局在21世纪被逆转了。教育鸿沟是美国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在白人选民中最为尖锐，在拉丁裔选民中也在加剧。

　　这些趋势如此显著，以至于"工人阶级"一词现在既用来描述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也用来描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选民基础。因此，在为《纽约时报》报道劳工问题的沙伊伯笔下，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阶级的报道，就像一位动物学家的实地考察揭示了某种动物的存在，而该动物与长期以来的物种形成理论相矛盾。

　　他的研究对象，年龄在二十多岁或三十出头，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和不切实际的期望走出大学校门。一位格林内尔学院的毕业生，获得了一份著名的大学毕业后奖学金，却在芝加哥的一家星巴克找到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同时试图进入戏剧界，结果几年后发现戏剧梦想破灭，他仍在制作拿铁咖啡，受到经理的呵斥，穷困到要申请食品券。大学毕业后，马里兰州的一位"苹果粉丝"受到当地一家苹果专卖店的鼓励，将她的工作与激情和人类潜能联系起来。她被聘用做一对一的技术指导，希望能晋升到设计课程；然而，公司对利润的持续关注使她困在零售商场里，成为一名徒有虚名的女销售员，她无力支付账单。美国公司用崇高的头衔诱惑这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而这些头衔与工作的现实关系不大：苹果专卖店的"创意顾问"和"天才"不得不哄骗顾客购买价值3500美元的Vision Pro头显；星巴克的"合伙人"整天制作大杯冰焦糖玛奇朵；亚马逊的"员工"在仓库里的移动被精确到分钟；兼职"教授"收入低于中位数，在其领域内职业前景渺茫。

　　年长些、生活更舒适的读者，或者更真正贫困的读者，很容易忽视沙伊伯笔下研究对象的委屈。你能对一个通过"糖心约会"应用程式作为年长富有男性的伴侣来维持生计的失业好莱坞编剧感到多抱歉呢？这些年轻的毕业生起初对企业界的冷酷无情天真无知，并对在苛刻的行业中获得成功抱有虚幻的希望。在文化上，他们与肉类加工者或家庭健康助手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后者从不指望能做更多事，只求勉强过活——他们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而劳作，而不是为了自己。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教育期待世界会为他们留出空间，而当世界没有这样做时——当他们遭受工资劳动的屈辱，面对不可预测的日程和不尊重的老板，并且看不到向上或出去的出路时——打击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沙伊伯写道："他们的品味常常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手捧时尚的智能手机和昂贵的咖啡杯。他们按需观看精品电视剧。但过去的十五年给他们留下的却是——无产阶级的银行账户和政治。"

　　沙伊伯讲述的个别故事有时让人觉得像是运气不好或决策失误的案例，但他更广泛地是在描写一代毕业生，他们的前景毫无疑问地变得黯淡。大学学位的价格飙升，而其相对收益却在缩水。过去二十年间，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距已停止扩大，部分原因是"大衰退"和疫情。一些最理想职业的岗位数量下降，造成了激烈的竞争，学者彼得·图尔钦称之为"精英生产过剩"。或者，正如沙伊伯所言："持有昂贵文凭的人太多，而需要这些文凭的工作太少。"当一个在向上流动的假设中长大的群体发现期望与现实背道而驰时——当精英开始下沉，改革受阻时——政治水域就会变得非常汹涌，常常导致社会解体和社会动荡。图尔钦的历史例子包括革命前的法国、俄国和伊朗；另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十年的美国。

　　沙伊伯的主要兴趣在于，在沉迷手机和网飞的一代人中，激进政治意识的发展。《反抗》跟踪了星巴克、苹果、亚马逊、好莱坞工作室和研究型大学的大约十几名员工，他们都得出了相同的顿悟："他们视自己为普通员工的一员。他们抱怨自己的主管，诅咒他们的企业霸主。"这种新的意识，无论是否使他们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一员，都引导他们加入工会组织运动、揭露企业虐待行为、举行罢工，并逐渐在劳工行动主义中找到比他们受挫的职业抱负更多的目标。

　　我们记得疫情是文化战争的一个沸点。围绕封锁、戴口罩、警察暴力、专业知识、阴谋论以及2020年大选结果的持续战斗从未真正平息。但疫情也以深刻的个人方式暴露了我们经济和社会的荒诞不公，跨越了红蓝分歧。在疫情早期，在危机完全被文化内战吞没之前，出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短语：必要工种工作者，那些生计要求他们出现在工作场所并冒着健康风险的人。必要工种工作者和非必要工种工作者命运的差异是一种深刻的不公，一个健康的国家本应使其成为公众关注和政策的焦点。杰夫·贝索斯的财富在疫情的第一个月增加了240亿美元。与此同时，他的公司对待其必要工种工作者的方式，以及解雇在斯塔滕岛仓库直言不讳的员工克里斯·斯莫尔斯，触发了第一个亚马逊工会的成立——这是美国近期劳工行动主义激增中的一个里程碑。

　　但事实证明，在2020年代初期，亚马逊对于劳工组织来说是一个比星巴克、苹果或迪士尼更困难的案例。在战术和战略上的分歧导致了权力斗争，分裂了工会，损害了亚马逊的劳工事业。工会首任主席斯莫尔斯将这种分裂描绘成种族和阶级的界限；他的领导派别声称代表了仓库里从未上过大学的黑人和棕色人种工人（尽管沙伊伯指出，反对斯莫尔斯的阵营也包括非白人、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在他即将出版的回忆录《当革命到来时》中，斯莫尔斯指控斯塔滕岛仓库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组织者试图从真正的工人阶级手中夺取权力。他坚称，亚马逊工会必须由有色人种工人领导——只有他们有苦难的经历来理解和代表普通员工。斯莫尔斯写道："如果说我犯过什么错误，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早期我们让那些不像我们一样重视种族和文化重要性的人进入了我们运动中的权力位置。"

　　在某种程度上，斯莫尔斯是在挑战《反抗》的论点。他暗示，存在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阶级，尤其是白人的工人阶级，有些不真实，甚至完全矛盾。他说，"种族和文化"比小时工资更重要。斯塔滕岛仓库亚马逊工会的分裂在《反抗》中扮演的角色相对较小。尽管沙伊伯偶尔质疑他笔下主角的智慧，但他显然站在他们一边。他认为他们的压迫是真实的，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他们的行动主义是实现更稳定、更有尊严生活的最佳途径。但他没有充分意识到他们计划的封闭性和脆弱性。

　　《反抗》中没有包括那些陷入死胡同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委屈使他们转向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而非工会行动主义——那些在大学期间就被"美国转折点"组织招募的年轻男女。相反，书中的大多数主角会在民主社会主义者美国团的会议上感到宾至如归。他们是那种进步派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使用性别中立代词并在网上发帖支持巴勒斯坦。10月7日之后两天，一位星巴克组织者在X上呼吁"声援巴勒斯坦！"，尽管该帖子很快被删除，但加沙为星巴克引发了巨大争议，以至于公司和工会就关于战争的社交媒体帖子相互起诉。乔·拜登成为史上最支持劳工的总统的努力，并未使他免于年轻星巴克员工的愤怒，他们指责他共谋种族灭绝。这场战争以一种讨价还价工资和工作时间不再能做到的方式激励了他们。

　　重点不在于星巴克工会本应在加沙问题上采取不同立场，也不在于斯莫尔斯坚持"种族和文化"在亚马逊仓库的中心地位是错误的。但这些事件显示了文化战争多么容易插入一个正义的事业。在马里兰州的苹果专卖店，工会中的黑人和白人工人保持了凝聚力，并通过关注企业贪婪能够谈判达成一份体面的合同，这需要在承认他们生活经历差异和抵制身份认同的离心力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

　　这个十年见证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多的工会行动主义。企业和富豪们过度的权力已使国家的大部分人转而支持劳工，沙伊伯相信，无论工人是组装汽车、制作高档咖啡饮品还是编写电视剧本，这都无关紧要。他似乎乐观地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体验到无情经济秩序的鞭策，大学教育的分歧正在消失。沙伊伯引用的民调显示，大学毕业生在移民和犯罪问题上更接近工人阶级的保守观点，他以此作为证据，表明"这两个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结盟的基础"。

　　但其他民调则显示，有大学学位和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之间存在真正的分歧。例如，在一项民调中发现，关于是否驱逐所有非法入境移民的问题，在非西班牙裔白人中，差距几乎达到20个百分点。总的来说，我比沙伊伯更怀疑进步派的咖啡师——更不用说新加入工会的医生和建筑师了——会受到他们工人阶级兄弟姐妹的热切欢迎。很多美国人会不喜欢《反抗》中行动主义者的态度和风格。一位在私募股权集团艰难救治病人的内科医生，与一位因裁员而罢工的约翰迪尔机械师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文化差异。两者都属于同一个工会可能不如一个人投票给哈里斯、另一个人投票给川普来得重要，并且每个人都有一些理由害怕和厌恶对方。文化战争燃烧得太旺，阶级战争短期内无法将其扑灭。

　　开始体验到他们不太幸运的同胞所面临的不愉快现实——几乎付不起房租，更不用说买房和组建家庭——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的激进化，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转变。他们可以构成更广泛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最终解决我们最深层次的问题，而不是在电子胆汁中溶解它们。一个认同美国众多穷人并在此基础上投票的专业阶级，将成为促进更大平等和机会的强大力量。

　　但要成功，这样的运动必须意识到可能导致其失败的断层线，并注意不要扩大它们。在无人选择的身份特征和无人会放弃的信仰上要谨慎行事；相反，要强调共同的经济命运。联合无权者对抗有权者的基础总是摇摇欲坠。我们不可遏制的红蓝冲突总是准备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让美国人与美国人对立：教育、种族、宗教、年龄、性别、地区，甚至对外国战争的看法。最好是诚实地面对这些差异，并尽量不去摩擦它们直到它们摧毁建设一个更美好国家的机会，而不是假设它们无关紧要或希望它们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