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东战争进入第二个月，全球能源供应受到掣肘，油价飙升，中国正试图介入，扮演和平调解者的角色。

美国总统川普此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在“两至三周内”结束，但目前仍未清楚将如何实现，也不确定之后会发生什么。

中国加入了巴基斯坦的行列，后者在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中，出乎意料地成为调解者。北京与伊斯兰堡的官员提出了一项五点计划，旨在促成停火，并重新开放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

过去曾是美国盟友的巴基斯坦似乎已说服川普让其在这场冲突中担任调解角色。

然而，北京是在与华盛顿竞逐影响力的情况下介入此事的，而这一举动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川普下月举行关键贸易谈判之前发生。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中东问题专家朱永彪表示，中国在此事上的支持“非常重要”。

“在道义、政治和外交层面，中国正提供全面支持，希望巴基斯坦能发挥更具特色的作用。”

这亦标志着北京立场的转变。此前，中国对这场战争的官方回应一直相对低调。那么，为何中国此时选择介入？

这项和平计划是在巴基斯坦外长飞抵北京，请求中国支持其斡旋结束冲突的努力后起草的。

他的努力似乎已见成效。中国外交部表示，双方正为“倡导和平作出新的努力”。联合声明指出，对话与外交途径是“解决冲突的唯一可行选项”，并呼吁保护包括遭封锁海峡在内的水道安全。

习近平正试图调解中东冲突。

这不仅关乎石油，尽管这确实是一项重要因素。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储备充足，可支撑未来数月的需求。

北京决定扮演调解者角色，很可能是因为伊朗战争正威胁到习近平所重视的一项关键因素：稳定。中国需要稳定的全球经济，因为其高度依赖向全球出口商品，以振兴疲弱的国内经济。

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主席博明（Matt Pottinger）表示：“如果世界其他地区因能源冲击而开始经济放缓，这将对中国的工厂和出口商造成压力。”

“因此，当我看到中国外长本周建议伊朗必须找到结束战争的方法时，我认为这当中确实带有一定诚意。我认为北京对事态可能演变为长期能源冲击感到有些担忧。”

目前已有忧虑：如果这场危机持续，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工业核心地带将在长远受到影响。

油价上升会影响整个供应链——从制造玩具与游戏用品所需的塑胶，到现代合成纤维的原材料，再到手机、电动车与半导体所需的数百种零件。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穆罕默德·伊沙克·达尔（左）与中国外长王毅（右）在北京会面后，双方联合提出了一项五点计划。

在川普首个任期内，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促使中国各地企业寻找全球新市场。

因此，去年中国对中东的出口增长速度几乎是对全球其他地区的两倍。该地区已成为电动车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亦是中东海水淡化领域的最大投资者——当地可饮用水资源稀缺。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和伊拉克均有项目。

凭藉其经济联系，中国在该地区与多方建立了关系，包括美国盟友如沙特阿拉伯，以及对手如伊朗。

德黑兰与北京的伙伴关系可追溯至数十年前。中国如今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并购买约80%的伊朗出口石油。

中国政府过去亦曾在中东扮演调解者角色，但成效有限。

2023年，中国促成宿敌沙特阿拉伯与伊朗达成协议。两国长期在中东代理人战争中对立，并于2016年断交——当时沙特处决一名知名什叶派宗教学者，引发伊朗抗议者冲击其驻德黑兰使馆。

在中国担任调解者后，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这符合中国利益，北京希望沙特与伊朗关系改善能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一年后，北京接待了14个巴勒斯坦派别领袖，包括法塔赫与哈马斯。会谈促成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与加沙成立民族团结政府。

该宣言比起全面协议，更像是一种意向表达，但再次凸显中国在该地区可发挥的作用，以及其对中东稳定的关注。

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

中国在全球建立的伙伴关系并不附带安全保障或军事支持。

对北京而言，经济优先。正是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使其具备影响力并得以投射一定程度的影响。

朱永彪表示：“中国对被卷入更广泛冲突持谨慎态度。无论在国内还是外交政策上，其首要任务都是经济发展。普遍共识是中国不应贸然介入战争。”

但这种策略亦有其局限。即使中国有意介入，也缺乏在该地区的军事能力。

美国在每个波斯湾国家均有基地，而中国距离最近的基地位于东非吉布提，于2017年建立，主要作为反海盗行动的后勤枢纽，而非投射军力的基地。

在2025年的以色列与伊朗战争期间，中国基本上保持旁观，只提供有限支持，显示其作为伙伴角色的局限性。

至于这项最新的和平计划，美国与伊朗均尚未作出回应，但推动该倡议使习近平得以扮演中立调停者与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再次与另一个主要超级大国美国的领导人形成对比。

然而，北京将自身塑造成务实的国际秩序参与者的可信度仍伴随诸多保留意见。其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不断引发外界对其“中立性”的质疑；其对香港日益加强的控制，以及一再威胁必要时以武力接管实行自治的台湾，仍受到高度关切。

此外，中国的威权领导人回避任何有关人权的讨论，亦从不谴责涉及侵犯人权或滥用权力的政权。这些因素都使习近平成为全球“建立在规则上的秩序”代言人的可能性不高。

但中国是一个由战略利益驱动的全球强权。它已显示自己在中东具备一定影响力，并且显然有意在未来取得更大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