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认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反映了中国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向，那就是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下一步或许是正式废除‘少数民族’这一概念本身。”

康奈尔大学网站发表文章，讨论中国全国人大通过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副教授菲斯科(Magnus Fiskesjö)认为，这部法律公然与中国宪法相抵触。他说，“这部法律与近年来一次剧烈的政策转向一脉相承——压制自1949年以来正式获得认可的民族多样性。下一步或许是正式废除'少数民族'这一概念本身，这一主张长期以来获得中国政权内部激进派系的鼓吹。”

菲斯科指出，这一政策已通过多种手段付诸实施，包括在维吾尔族和藏族地区及其他地方大规模强制家庭分离。“下一代儿童正被隔离，被残酷地强迫遗忘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这是一种公然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政策，与北美历史上令人发指的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如出一辙。”

康奈尔大学政府学副教授卡尔森(Allen Carlson)指出，自1949年以来，北京治理非汉族群体的方式，有一些时期，重点放在尊重非汉族人民的自治权上。但更多时候，同化被置于优先地位。过去十年间，这一趋势尤为明显。“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通过更大力度推行同化，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这部法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表明，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非汉族人民必须更多地融入汉族主体，并首先效忠于北京。”

政策重心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

台湾“镜报”发表评论《强势抹平差异，习近平立法创造“中华民族共同体”》，作者洪浦钊(前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指出，习近平先是透过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如今又透过立法塑造一个“民族”。“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写道，其立法目的在于把“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制度化，并透过法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换句话说，一种由最高领导人提出的政治理念，正被写入国家法律，“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再只是政治口号，而成为由国家制度推动的国族改造工程。

文章说，这项立法反映了中国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向。长期以来，中国官方论述强调的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透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管理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框架下，五十六个民族被视为构成国家的多元群体，政府在名义上仍维持着对族群差异的尊重。然而近年来，中国逐渐把政策重心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新的政治叙事下，各民族不再只是并列存在的族群，而被纳入同一个政治民族之中。民族政策的重点，也从过去对差异的尊重与管理，转向对共同身份的强制整合与重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是这种转向的具体表现。从草案内容来看，中国正试图以多种制度手段推动这套政治剧本。

“军事凯恩斯主义”与“科技法西斯主义”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第三只眼睛看中共“两会”》，作者宋国诚指出，今年中国“两会”有两个极具视觉效果的“矛盾性反差”，一是史上最低的GDP搭上史上最高的军费支出，二是上层最华丽的语言对比底层最无感的冷漠。再一次印证，习近平“安全高于发展”的偏执，再一次印证，即使经济增长放缓，也要以壮盛军容来装饰门面;或者说，既然民生消费不足，那就以“军工需求”来拉动经济，这叫做“军事凯恩斯主义”。

文章还指出，在“两会”中，“超级科技大国”的口号，在继“新质生产力”之后再度被提升到“最新高度”。但仔细观察，这一大国逻辑，并非致力于改善民众生活，而是构建一套“对外具备超级毁灭力、对内具备绝对控制力”的战争机器。

作者认为，“科技法西斯主义”为了监控一个日益贫困且不满的社会，这套数位监控网络需要惊人的电力、算力与人力的维护费。当GDP目标跌破5%，而军费与安全预算持续飙升，国家财政将像是一个黑洞，吞噬最后本可用于医疗、养老与教育的民生资源，这种“强军瘦民”最终将演变成极端贫困。

中国贵州布依族一女子在做传统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