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我坐在一趟南行的Q线列车上，车厢里空着一半座位。零星坐着几个人，大多数都低头看着手机，耳朵里或耳边戴着一副耳机。我也戴着耳机：一副大大的包耳式降噪耳机。我半心半意地在YouTube上搜寻着13岁时第一次听到的一个混音带。

　　然后，我被一则无法跳过的广告吸引了。广告里，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男子，一边鬼鬼祟祟地回头张望，一边朝驶近的列车走去。地铁站灰暗苍白，路人们带着一种威胁的气息撞到他身上。接着，他戴上了耳机，耳机散发出生机勃勃的光芒，瞬间改变了整个地铁站。世界变得宜人而友好。艾瑞莎·弗兰克林的歌声充满了我们的耳朵——嗯，至少充满了我的耳朵。

　　如今，在耳机无处不在的时代，公共场合外放音乐和视频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大忌。尽管如此，仍有那么一部分人似乎以向世界炫耀他们的便携音箱为乐。每天，无论是在城市的地铁里，还是在郊区的公园里，总有这么一个人会突然出现，用登山扣在腰间挂着个手榴弹大小的设备，播放着过去20年里最烦人的TOP 40热门歌曲混音，或者刷着用同一首快进歌曲做背景音的TikTok视频，然后很快又滑到另一个由刺耳的机器旁白讲述的视频。

　　乘坐Q线列车时，我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噪音制造者。有上东区人交替观看着福克斯新闻和CNN的新闻片段；有时报广场附近，街头艺人倒挂在杆子上，身旁是放着音乐的音箱；有去纽约大学路上播放视频课程的学生；有在坚尼街附近播放的普通话微信视频；还有当列车驶出城市地面前往布莱顿海滩途中，用俄语激情澎湃地进行着FaceTime通话的人。

　　对巨大噪音的抱怨，和制造噪音的装置一样古老；而对那些制造噪音的人的抱怨，则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多年来，我和朋友们开玩笑说，这种把音量调得巨大看东西的倾向，不仅仅是一种自私的便利——它一定是某个由音乐营销人员或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邪恶联盟的产物，或者是政府为了控制人群而进行的一项心理实验。我们当前普遍缺乏对周遭环境的感知，以及对此日益增长的隐忍怒火，似乎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当初妥协在公共场合戴上的那副耳机，看起来更适合美国宇航局的发射指挥官使用。它们依赖于一种叫做"相消干扰"的技术，也就是零售商所谓的"反噪音"。买了这副耳机后不久，我就在Q线上坐过了站，因为我没有听到临时关闭车站的通知。我开始傻乎乎地想，这种人造的无声环境，就像是某个科幻小说里"反世界"的基底，在那里，所有外界的刺激都被其完美的对立面归零了。那确实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只有我存在的世界。

　　我通常在人流往来的公共场所使用耳机：人行道上、飞机上、地铁里或杂货店中。这些是生活的犄角旮旯，是我们认为为了到达那些构成我们真实生活的地方、见到那些人而必须忍受的连接环节。过去，这些地方的嘈杂声更具公共性。我们可能无意中听到的是关于社区动态的交谈、一部新喜欢的电影的讨论、某人对生活的抱怨，而不是政治评论员的愤怒说教，或是一个关于电影被低估的"劲爆"镜头的TikTok视频。这些交谈仍然存在，尽管不那么频繁了，但当我们面对个人噪音的大杂烩时，我们发现，连公共的交谈也更容易被忽略掉了。

　　我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些公共空间里，而其余时间，我们则越来越多地躲进自己的小天地。虽然对世界保持警惕是必要的，但我们应该首先尝试保持好奇心。我可能并不想听，甚至听不懂那些在Q线列车上从通话和纽约大学学生的讲座中能捕捉到的信息。但即使是作为背景音，这些声音也把我从自我封闭中拉出来，让我得以一瞥——无论是否情愿——那些存在于我周围、更为广阔的生活体验。

　　需要明确的是，我并不赞成为了吵闹而吵闹。我不认为在早上7点的地铁上大声播放弗洛·里达的歌有什么不好，但那确实令人讨厌。我觉得真正有问题的是，一种更广泛的文化正在鼓励我们背对这个真实的世界。这种感觉在观看那则新款耳机广告时达到了顶峰：它试图告诉我，别人发出的噪音是混乱的力量，保持理智和安全的唯一方法就是戴上隔绝外界的装置。但如果现实就在我们身边，那么拒绝去聆听它，在我看来，反而成了一种新的无知。所以最终，我决定是时候让我的耳机从公共生活中"退休"，重新去认识那些噪音制造者们了。虽然我不欣赏他们的肆无忌惮，但我确实尊重他们想要被听到的决心。而且，虽然我自己通常不会对他们说什么，但我已经重新回到了自我小世界的回声之外，带着一丝不情愿，却也被提醒着，什么才是那个真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