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地评论文章：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其肖像印在最高面值日元纸币上，正是因为他对日本从封建向现代转型的深远影响。他强调，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遵循清晰的顺序：首先是思想的现代化，其次是制度的现代化，最后才是器物的现代化。这一顺序绝不可颠倒；若颠倒，看似捷径，实则死胡同。他还尖锐指出：“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无论如何都无法强盛。”这些警句虽诞生于19世纪，却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格外刺耳，犹如一面无情的镜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器物现代化上成就斐然：高铁、5G、数字经济、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这些“硬实力”进步有目共睹。然而，按照福泽谕吉的逻辑，器物繁荣若无思想解放与制度活力为根基，终究是沙上楼阁。当今中国恰恰在思想现代化层面最显滞后与禁锢。根据人权观察《2026世界人权报告》，中国当局有计划地剥夺言论、结社、集会和宗教自由权，持续紧缩意识形态控制，对批评政府人士实施系统性迫害。审查与监控机制空前严密，模糊罪名如“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成为常态工具。

       2025年，白纸运动纪录片导演陈品霖因拍摄相关影片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三年半；台湾出版人富察（李延贺）因出版敏感书籍被控“煽动分裂国家”获刑三年；维权人士、作家、律师、网络评论者屡遭重判。中国仍是全球关押记者和异议人士最多的国家之一。这种对思想与表达的全面钳制，直接扼杀知识分子与公众的独立思考空间。没有自由的思想碰撞，何来真正的创新活力？制度层面的“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虽被反复强调，却因缺乏思想解放的土壤，容易陷入形式主义、低效与脱离现实的循环。

　　福泽谕吉的另一句名言更像直击中国当下社会痛点的利刃：“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无论如何都无法强盛。”他批评官本位文化会让国民丧失独立精神，视官职为唯一出路，导致社会资源严重错配。在中国，这一现象已演变为全民狂热。2026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国考）报名人数创历史新高：共有371.8万人通过资格审查，实际参考283.1万人，招录计划仅3.81万人，参考竞争比约为74:1，通过审查竞争比高达98:1。许多年轻人宁愿放弃创业、创新的风险，转而追求“铁饭碗”的稳定与社会认可。这种“学而优则仕”的集体心态，源于千年科举遗风，却在当代被放大为系统性风险。民营经济活力被削弱，创新人才大量涌向官僚体系，企业家精神难以勃发。福泽谕吉警告，这种“举国上下十足官气”的状态，注定让国家难以真正强盛。

　　当然，有人会辩称，中国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维护稳定高于一切，通过强有力的领导避免西方“乱象”。但事实不容忽视：思想禁锢滋生腐败、僵化与脱离现实；缺乏多元声音的国家，难以有效应对复杂挑战与外部冲击。历史反复证明，器物繁荣若无思想自由为根基，最终难逃衰退陷阱。

　　一个禁锢思想的中国，何来前途？如果继续倒置福泽谕吉所言的现代化顺序，强化官本位与意识形态控制，中国虽可维持表面强势，却难逃创新枯竭、社会活力流失的隐忧。真正的强国之路，从来不是靠封锁思想、垄断话语来实现，而是靠解放人心、鼓励独立、激发创造。只有打破思想枷锁，让知识分子与普通人自由发声，中国才能真正走向可持续的强盛。这不仅是福泽谕吉留给后世的遗产，更是当代中国必须直面的时代命题。

(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