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一个不容忽视的变化正在中国制造业内部悄然发生——越来越多日本企业开始收缩、关闭在华终端制造业务。与此同时，日企在关键材料、高端制造等领域的投资也明显转向谨慎。外界普遍将这一趋势称为“日企撤离中国”。

       但从公开数据与企业实际动作来看，这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市场起伏，而更像是外资企业在地缘政治升温、中共体制风险上升背景下，做出的结构性选择。

       从汽车开始：三菱率先退场

       在汽车行业，三菱汽车的撤离具有标志性意义。2023年，三菱正式停止在华整车生产，并退出相关合资企业。其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自2020年高点一路下滑，到2024年已跌至约7000辆，几乎“清零”。

       广州一位汽车销售人员刘先生透露，现在不少日企员工的家属已经离开中国，“我接触过的日本人普遍觉得，对中国很失望。”在他看来，日企对中国整体环境的判断已经发生根本转变，“撤离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趋势。”

       安全焦虑升温，产能加速南移

       长期亏损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原因正在浮出水面。旅日学者周先生指出，中共主导型产业政策持续强化，对外资形成制度性挤压，加之安全事件频发，正在改变企业的风险评估模型。

       他表示，自日本公民在华遭遇安全事件后，过去一年内，不少日本企业员工家属出于人身安全考虑陆续撤离中国，一些企业则直接将设备和产能转移至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安全焦虑叠加制度不透明，已经成为影响决策的关键变量。”

       电子制造：佳能工厂停产，订单外移

       电子制造业同样难以独善其身。佳能位于广东中山、运营了24年的激光打印机工厂，将于2025年11月正式停产。这座工厂巅峰时期员工超过万人，而停产前仅剩约1400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佳能打印机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已跌至不足4%，大量订单被转移至越南、泰国。生产线外移，不只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更是企业主动分散政治与制度风险的体现。

       食品行业“老兵”撤离，象征意义更强

       食品领域的变化更具象征性。养乐多已于2024年底关闭上海工厂，并宣布将在2025年11月关闭广州第一工厂——这正是其2002年进入中国后建立的首个生产基地。

       二十多年后，这一“起点工厂”的谢幕，意味着日系消费品牌在中国的扩张周期，正在走向终结。

       零售餐饮转入防守模式

       在零售和餐饮领域，日企同样明显降速。全家便利店关闭华北近百家门店，资源向核心区域集中；吉野家暂停在二三线城市扩张。曾经“跑马圈地”的扩张逻辑，如今变成了“保本防守”。

       这背后，反映的是企业对中国市场稳定性与制度可预期性的信心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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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短期波动，而是系统性“去风险”

       北京学者李先生指出，日本、美国等外资企业加速将生产线转向东南亚，实质是在降低对中国制造体系的依赖。“政治风险和供应链安全，已经取代成本优势，成为企业决策的核心变量。”

       他强调，这并非短期经营调整，而是针对中共体制环境所做出的长期避险安排。

       外资重心转移，中国制造吸引力被削弱

       过去五年，日系品牌凭借“品质溢价”，在中国家庭消费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据日本《读卖新闻》调研，如今这些品牌在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已明显下降。

       浙江商会人士姚女士表示，日本企业的撤离，本身就是长期战略的一部分。“在政策多变、监管趋严、外部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企业必须重新评估在华投资的安全边际。”

       她进一步指出，西方企业正在对中共制度环境进行系统性的“去风险化”调整。虽然日本资本尚未全面撤离，但产业重心的重新分配已经发生。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中国在终端制造领域对外资的吸引力，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下降，区域供应链也将加速“去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