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川普新任期的第二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曾经支撑全球稳定的国际社会秩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礼崩乐坏”成为当下国际社会最鲜明的底色。人类面临着自二战后最深刻的分裂与规范的重构。

二战后构建的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历经数十年运转，如今正面临多重结构性危机。俄罗斯与美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已成为战争和区域动荡的策源国，却难以被有效制裁，霸权逻辑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传统国际外交惯例被践踏，强权国家对土地与地缘利益的贪婪重新抬头，边境冲突与领土争端频发。联合国及各类国际组织权威正在不断地弱化，合法性不断瓦解，难以发挥全球治理核心作用。此外，大国关系深刻调整、酝酿生变，实力至上的权力逻辑重新回归，多边合作让位于阵营对抗。这四大核心困局相互交织、彼此加剧，推动国际政治陷入无序与混乱，不仅加剧了全球安全风险，更重塑着未来世界的发展走向。

俄罗斯成为战争策源国，否决权滥用弱化联合国权威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二战胜利成果的继承者，肩负着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拥有安理会否决权这一核心权力，本应是国际秩序的守护者、战争冲突的调解员。但当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大常任理事国背离自身使命，凭借自身霸权地位，挑起地区冲突，干涉他国内政，成为事实上的战争与动荡策源国，而由于安理会权力结构的先天缺陷与大国博弈的制约，对这些“特殊国家”的有效制裁难以落地，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秩序的混乱。

安理会否决权的滥用，导致常任理事国的战争行为难以被制裁。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任何实质性决议都拥有一票否决权，这一设计本是为了平衡大国利益、避免局部冲突升级，如今却成为一些常任理事国逃避制裁、推行霸权的“保护伞”。一些常任理事国为维护自身地缘利益，频繁滥用否决权，阻止安理会通过针对自身或其盟友的制裁决议，导致联合国对战争行为的约束形同虚设。例如，在部分地区冲突中，一些常任理事国公开向冲突一方提供武器装备、派遣军事顾问，直接推动冲突升级，成为战争的直接推动者，但由于其拥有否决权，国际社会始终无法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对其实施有效制裁，只能眼睁睁看着冲突持续发酵。

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常任理事国不仅自身挑起冲突，还践踏《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对其他国家的一些正当维权行为进行指责和制裁，而对自身及盟友的战争罪行视而不见。这不仅瓦解了安理会的权威性，更打破了“大国带头守规则”的基本共识，导致国际制裁机制失灵。此外，美国等常任理事国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截至目前累计拖欠超百亿美元，导致联合国陷入资金短缺困境，无法对战争策源国实施有效约束，形成“霸权实施—制裁失灵—秩序恶化”的恶性循环。

这种“常任理事国豁免”的乱象，不仅让国际规则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和约束力，更助长了强权政治。当拥有最高话语权的常任理事国成为战争策源国和动荡制造国却不能受到及时制裁之际，“破窗效应”随之发生，其他国家也会纷纷效仿，无视国际规则，挑起地区冲突争端，最终可能导致全球冲突频发，安全局势持续恶化。这也是当前国际社会“礼崩乐坏”最直接、最突出的表现。

传统外交惯例遭践踏，领土贪婪重新崛起

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外交惯例，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外交豁免等原则成为各国交往的基本准则，全球化构建的经济相互依赖，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强权国家对土地与地缘利益的贪婪和推崇，维护了国际社会的基本秩序。但当前，这些传统外交惯例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被权力大国践踏，以强凌弱、武力夺地行为重新抬头，对土地与地缘利益的贪婪成为引发地区冲突的核心诱因，国际社会有回归到霍布斯的“丛林法则”野蛮状态的明显迹象。

传统外交惯例面临巨大挑战，首先体现在外交礼节与规则被无视。外交豁免权是国际外交的基本惯例，是保障外交人员正常履职的重要基础，但一些大国滥用自身优势，侵犯他国驻本国使节的外交豁免权，频繁对特定国家的外交人员拒发签证、限制旅行自由，甚至威逼他国外交人员，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联合国总部协定》。此外，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也被彻底打破，一些权力大国凭借自身军事、经济优势，干涉他国内政，扶持代理人、推翻他国合法政权，只为争夺地缘利益和资源控制权，将外交关系沦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更为值得警惕的是，对土地与地缘利益的贪婪重新崛起，成为引发地区冲突的核心诱因。在全球化进程放缓、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土地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重新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武力夺地、非法占领他国领土的行径屡见不鲜。俄罗斯对乌克兰土地的占领，以及川普明确对丹麦格陵兰岛的觊觎和领土声索，令国际社会哗然。

传统外交惯例的瓦解与土地贪婪的崛起，本质上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抬头，是国际秩序与文明退化的重要表现。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取代“平等协商”的外交惯例，对土地的贪婪取代“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国际社会将陷入无休止的冲突与争夺之中，各国主权与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政治的无序与混乱。

联合国及国际组织权威进一步弱化，合法性逐步瓦解

当前，联合国及各类国际组织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权威扫地、合法性逐步瓦解，难以发挥全球治理的核心作用，成为国际社会“礼崩乐坏”的重要标志。

联合国的权威瓦解，首先源于一些大国的肆意打压与“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功利主义态度。美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不仅不履行维护联合国权威的责任，反而频繁“退群”、百般攻讦，先后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人权理事会等重要协定和机构，严重破坏了这些协定与机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同时，权力大国在地区冲突、全球治理等关键议题上，频繁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擅自采取单边行动、实施单边制裁，将联合国边缘化，导致联合国的决议形同虚设。此外，联合国自身的机制缺陷与效能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其权威性的丧失。随着全球问题的日益复杂，联合国的机构设置与治理机制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存在机构臃肿、职能重叠、运转成本高昂、决策效率低下和机构腐败等问题。联合国新的一年预算需提前两年零三个月启动，要通过8个甚至11个决策阶段，几十年来各类授权任务已累积到4万余项，决议和报告冗余、执行难度大、资源配置不足等问题由来已久。

同时，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治理机制滞后，面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颠覆性技术带来的挑战，以及气候变化、传染病流行等全球性风险，应变能力不足，且对国家行为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202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169个细项中，仅35%按计划推进，近一半进展缓慢，18%出现倒退，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联合国全球治理能力的不足。

除联合国外，各类区域性、全球性国际组织也面临权威下滑的困境。权力大国为推行霸权主义，肆意操控国际组织，将其沦为自身谋取私利的工具，导致国际组织的公正性与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同时，由于资金短缺、成员国分歧加剧等原因，许多国际组织难以有效履行自身职能，无法解决地区冲突、全球发展等实际问题，逐步被边缘化。此外，权力大国“另起炉灶”塑造排他性“小圈子”，进一步侵蚀多边主义原则、挑战联合国及国际组织的权威，导致国际治理体系陷入“碎片化”，合法性不断瓦解。

大国关系酝酿生变，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重新回归

大国关系是国际社会结构的核心，二战后形成的大国制衡体系，尽管存在诸多缺陷，但始终发挥着维护全球稳定的核心作用。多边合作、平等协商成为大国交往已经全球化网络的主流。但当前，全球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兴大国（比如“金砖国家”）崛起、全球南方影响力扩大，传统大国衰落，国际社会正经历深刻的重构与洗牌。昔日的多边合作格局被阵营对抗所取代，“实力至上”的权力逻辑重新回归，成为推动国际社会“礼崩乐坏”的深层动力。

大国关系的生变，首先体现在传统盟友关系的裂痕日益扩大。曾经紧密的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如今已陷入深深的龃龉和不信任。美欧矛盾已上升到价值观层面，美国步步推进欲夺丹麦格陵兰岛，通过关税恫吓、贬低北约国家作用等方式，损害盟友利益，让欧洲阵营日渐认识到，在川普的强权逻辑下，盟友身份并不可靠，纷纷探索其他外交路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怀旧无法让旧秩序回归，拖延时间也无法解决欧洲的结构性依赖问题，反映出欧洲在大国博弈中的心态调整。这种传统盟友关系的破裂，打破了昔日的同盟关系，冷战后欧美阵营出现明显间隙，让国际政治陷入更加不确定状态。

其次，权力逻辑重新回归，阵营对抗取代多边合作。在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强权国家为维护自身地位，无视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奉行“实力至上”逻辑，将权力作为处理大国关系的核心准则，频繁挑起阵营对抗、打造排他性小圈子，奉行“进攻崇拜”，维护自身主导地位。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文章指称，权力大国正引领全球步入一种“混乱程度远超以往”的无政府状态。贸易、投资等原本有利于全球繁荣的经济纽带，正被系统性“武器化”，直接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严重冲击多边贸易规则。在强权国家内部，欧美权力精英卷入爱泼斯坦事件，所引发的道德危机滑坡，进一步冲击了传统政治逻辑。美国ICE滥用武力而难以得到遏制。这种权力逻辑的回归，打破了“合作共赢”的时代主流，让大国内部与跨国关系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政治的分裂与混乱。

此外，新兴大国的崛起与强权国家的遏制，进一步推动大国关系走向复杂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份额日渐上升，2025年占全球GDP的份额将达到29%，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主要贡献者，但联合国的机构设置和权力分配未能充分反映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新兴国家的贡献率与既成的权力分配格局存在不对称关系。新兴大国则积极推动国际秩序改革，争取更多的话语权，这种博弈与对抗，进一步重塑着大国关系格局，也让国际政治陷入更加激烈的权力争夺之中。

旧的国际关系正在解构而新的国际关系规范尚成形。世界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但对公正、平等和安全的诉求依然是全球的主流声音，打破二战后秩序与维护二战后秩序在较长时段内会成为矛盾与斗争的主流线索。

（注：黄蓥祺，国际政商关系评论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