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爱泼斯坦档案的大量曝光，名人丑闻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下，尤其是近期比尔.盖茨更是成为众矢之的。

在司法部公开的超过 300 万页爱泼斯坦调查材料中，里面包含一些关于比尔.盖茨私生活的骇人描述，比如他“与俄罗斯女孩有染并感染性传播疾病”、“试图暗中为当时的妻子使用抗生素”等细节，这些内容一度在社交媒体和头条新闻中炸开了锅。

面对铺天盖地的曝光，当事人终于在前几天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明确表态：自己曾与爱泼斯坦有过接触，是出于对全球健康事业筹资的考虑，但如今看来那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后悔结识了爱泼斯坦、并明确否认任何不当行为。比尔.盖茨强调自己从未访问爱泼斯坦位于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也未参与任何不该发生的事情。

就在网友将信将疑之际，比尔.盖茨的前妻梅琳达几乎同时在一档播客节目中首次就爱泼斯坦文件公开发声。她表示，当看到文件涉及比尔.盖茨时，心中充满“难以置信的悲伤”，勾起了过去婚姻中“非常痛苦的时刻”。梅琳达强调，爱泼斯坦及其网络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超越心碎”，并指出“这些细节应由实际涉及的人，包括我的前夫来回应，而不是我”。



虽然她没有直接指责前夫，但这番话中有话的回应，让公众更难以相信比尔完全无辜。

除了吃科技界大佬们的瓜，那些长期被视作“道德高地”的学术界和教育界，也未能置身事外。MIT、哈佛、耶鲁等顶尖高校的教授们，被曝出与爱泼斯坦保持过长期交往。虽然是否触犯法律，还需司法部门进一步查证，但毫无疑问，这一轮曝料正在削弱美国公众对教育系统的信任，曾经象征严谨、正直与公正的校园，如今也被卷入舆论的风暴中心，美国人对教育的信任正在一塌再塌。



哈佛、耶鲁、MIT，都有“瓜”

在学术界和科研界涉事的人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

■登上美国各大媒体头条的照片，中间是爱泼斯坦，右边是今天主角哈佛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他同时也是哈佛肯尼迪学院莫萨瓦尔-拉赫马尼商业与政府中心主任

作为美国经济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他既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也出任过美国财政部长。但当爱泼斯坦档案在 2025 年被司法部公开后，人们才看清，他和这位臭名昭著的金融家之间，竟有着长达数年的私密通信。

文件显示，从 2013 年到 2019 年，萨默斯与爱泼斯坦频繁邮件往来，不仅讨论政策和学术圈动态，甚至出现了他向爱泼斯坦咨询如何追求一位年轻女性的私人话题，而爱泼斯坦在回复中自称是他的“僚机”（追女生的搭子）。

邮件曝光后，舆论如潮水般涌来，萨默斯被推上风口浪尖。这位曾经掌握巨大权力的人，不得不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公开道歉，承认自己的判断失误，并主动退出多个公共角色，同时暂停哈佛的教学工作，配合学校内部的复审。


                                        哈佛学生拍下的视频，萨默斯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懊悔

除了萨默斯，哈佛大学的理论物理教授丽莎.兰德尔（Lisa Randall）也被卷入其中。



她的研究横跨宇宙学与粒子物理学，是许多年轻物理学家的偶像。

档案显示，她自 2004 年经共同熟人介绍认识爱泼斯坦后，保持了将近十年的联系，往来邮件和电话多达数百次。2014 年，她甚至搭乘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从加勒比海返回波士顿，邮件中轻松询问对方旅行近况，还讨论航班安排。那时已经是爱泼斯坦 2008 年定罪后的几年，这段往来也因此引发了媒体和公众质疑。



哈佛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刊登出来的部分二人邮件往来

兰德尔本人对媒体表示，她从未从爱泼斯坦那里获得过研究资助，也未参与任何争议性的私人活动，她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感到震惊和遗憾，对曾与其保持联系表示深深后悔。如今，兰德尔仍是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照常教授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她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总体未因这段往来中断。

不仅是哈佛，耶鲁和 MIT 的教授也牵扯其中。

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大卫.格勒尔特（David Gelernter），从 2009 年到 2015 年与爱泼斯坦有邮件往来。通信中既涉及学术和研究，也包含一些日常话题，他甚至在邮件中提及一名本科生的吸引力。格勒尔特事后表示，当时并不知道爱泼斯坦的性犯罪历史，几年后才得知。如今，他仍在耶鲁任教，继续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James Leynse/Corbis via Getty Images

MIT 媒体实验室前主任伊藤穰一（Joi Ito）的情况更为复杂、也更早被曝出。

在担任实验室主任期间，他通过自己推动的渠道，从爱泼斯坦那里获得约 52.5 万美元用于媒体实验室项目，另外还有约 120 万美元作为爱泼斯坦投资他的个人投资基金。

随着丑闻曝光，2019 年 9 月，伊藤穰一正式辞去媒体实验室主任、MIT 教授及员工身份，同时退出多个外部组织的董事会。他为自己的判断错误公开道歉，并承诺筹集等同于爱泼斯坦捐款总额的资金，用于支持受害者相关慈善事业。



伊藤穰一发布在网上的道歉信

财政部长、名校校长、明星教授、科研领军人物，几乎都是美国教育和学术体系里最体面的那一群人。可偏偏也是他们，在爱泼斯坦的问题上集体判断失灵。这份名单上的更多人是否违法，法律会慢慢给答案，但对普通人来说，这已经足以动摇他们对这个掌握着世界上最顶级教育资源的体系的信任。



民众怒了！学院精英派更有隐秘的特权

爱泼斯坦档案一公开，尤其是牵扯到高校和科研圈的那一部分，美国社交平台直接炸了锅。愤怒的有，失望的有，更常见的是一句话总结：我对这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信任已经崩无可崩了！

不少网友把火力直接对准了司法部。档案是公布了，但涂黑一大片、关键细节缺失，让很多人感觉更像是在交差，而不是在交代真相。在社交平台上类似的吐槽随处可见：嘴上说透明，手上却把最重要的部分盖住，结果只会让人更加怀疑，那些站在象牙塔顶端的教授、校长、学术明星，究竟被保护到了什么程度。



尤其是当文件中涉及大量知名学者和名校教授，但曝光内容依然模糊时，有用户评论说政府“根本没有真正做到透明”，这种感觉扩散到了对教育界整体的怀疑。







更刺痛公众情绪的，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怀疑：学院精英，是不是天生就比普通人多一层“隐秘特权”？不少网友直言，就算档案里暂时没有直接的违法证据，但问题恰恰在这里，为什么这些最受尊敬的教授、学术权威，能够在爱泼斯坦已经臭名昭著之后，仍然与他保持多年往来？如果换成普通人，这样的“社交选择”真的不会付出任何代价吗？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曝光之后，很多涉事学者依然照常授课、做研究、参加会议，生活几乎没有明显变化。正如社交平台上网友说的“不是所有错误都会进法庭，但并不代表它们不该有后果。”当我们普通人看到“被点名的人”依旧安稳无恙，很难不联想到一种只在精英内部流通的保护机制。

这种情绪最终指向的，已经不只是某几个名字，而是整个大学体系的形象坍塌。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觉得，大学精英并不像宣传中那样站在道德高地之上，而更像是在一个彼此照应的精英网络里运作。



说来讽刺，爱泼斯坦也曾经是一名教师。

上世纪70年代初，他一个既没有大学毕业证、也没有教师资格的人，竟被美国顶级私立走读学校里的“老钱”代表Dalton School 破格录用，教授数学和物理。而他之所以能为人师表，也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校长觉得他聪明、有天赋，不拘一格降人才破格录用。结果不到两年，他因为教学能力评价一般，和同事、家长关系也并不融洽而被劝退。



但在短暂的教书生涯里，他搭上了学生家长的关系网，由此踏入金融圈，开启了一条从数学老师到金融掮客的诡异、阴暗的上升通道。教育原本是他进入精英世界的起点，却被他一步步转化为通往不可言说的金融深水区的跳板；而当金融权力在他手中积累成形，他又反过来渗入、腐蚀教育圈。

起点与终点在这里首尾相接，形成一个让人唏嘘的闭环。



象牙塔的造就，需要真金白银打底

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来看，与爱泼斯坦有过直接或间接往来的科研人士，人数已超过 20 人。根据接触的深浅，这些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类是深度卷入者。这类人不仅曾多次搭乘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甚至登上过他的私人岛屿，还有人被受害者在公开指控中直接点名提及。这已经不再是“认识一下”或“偶尔来往”，而是长期、密切且高度敏感的关系。

第二类是密切接触者。他们与爱泼斯坦保持频繁邮件或多年持续往来，曾接受其资助参与科研项目或学术会议，也有过多次私下会面，甚至被邀请参加岛上或其他私人活动。虽然不一定涉及刑事指控，但这种程度的接触，已经足以引发严重的伦理争议。

第三类则是普通接触者。他们的名字出现在爱泼斯坦的通讯录或“黑皮书”中，或仅有过一次会议、一次捐款，或零星的邮件往来，联系并不密集。这类关系看似“边缘”，却依然构成了爱泼斯坦渗透学术圈的外围网络。

大量优秀的学者、教授和科学家出现在这份档案中，并非偶然。爱泼斯坦精准地抓住了科研体系最现实、也最脆弱的痛点——对科研经费的长期渴求。

在美剧《生活大爆炸》第四季里，有一集剧情讲的是莱纳德的实验室急需一位私人捐助者来购买实验仪器。为了拿到这笔经费，莱纳德被迫承担起“非学术任务”：陪她吃饭、喝酒、聊天，认真聆听她的生活琐事，甚至还要出卖色相。







讽刺的地方在于，莱纳德明明是个科学家，却要用完全不科学的方式来争取科研经费。他一边感到屈辱和不适，一边又不敢拒绝，生怕一个不小心，实验室的经费就此泡汤。最终，他拿到了这笔经费，成为全系的“英雄”，从系头儿到他的朋友们，并没有觉得此举不妥。

虽然用喜剧处理的方式表达了金主与科学家的这层关系略有夸张，但这也让观众看到一个现实而残酷的隐喻：当科研高度依赖私人金主时，学术尊严往往是最先被牺牲的东西。



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在留美读博期间，获得了一笔500美元的小奖学金，但因为这个奖学金是私人赞助的，所以他还在校方的指示下，亲手写了一封邮件邮寄给对方，以示诚挚的感谢。

在美国大学，科研经费并不是学校/政府统一发钱，而是一套高度竞争、以个人为核心的运作体系。综合性大学通常只为教授支付 九个月的基本工资，暑假的收入必须从科研经费中支出；而这些经费并非自动获得，而是要在全国范围内与成千上万名同行竞争。如果一位教授在五六年内持续拿不到经费，不仅实验室难以维持运转，研究生和博士后无法续约，连通过终身教职评审都会变得异常艰难，最终往往只能被迫离开学校。

像医学院这样的热门和高竞争力专业，压力更加直接而残酷。校方通常只为课堂教学对应的工作量支付工资，教授用于科研的时间、实验室成员的薪酬、设备采购和日常运转，几乎全部依赖个人争取到的科研经费。而这些经费来自全国统一竞争的池子，一旦申请落选，就意味着收入和科研同时缩水。拿不到 funding 的教授，往往只能不断加重教学负担来维持基本收入，更谈不上雇佣研究助理或技术员；对那些以基础研究为主、几乎不授课的科研人员来说，经费一断，个人收入甚至可能直接归零。



“要钱”最直接的是向联邦机构如 NSF、NIH 伸手，但这些机构每年设定固定总额度，面向全国所有大学、所有研究者开放申请，申请者数量远远超过可资助名额。评审标准严苛、周期漫长，即便是履历漂亮、论文充足的团队，也可能因为方向不合时宜、评审口味变化或名额限制而反复落选。

正因如此，大学才会极度看重教授的经费表现，联邦拨款不仅决定实验室的生死，也关系到学校能获得的间接经费和基础设施支持。换句话说，在美国高校体系中，科研能力、职业安全感乃至学术声望，几乎都被压缩成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在这场竞争里搞到钱。

正是在这种高度竞争、失败成本极高的经费体系下，私人金主的出现，对不少学者来说几乎是一根救命稻草。相比联邦拨款漫长的申请周期、极低的中标率和反复被否的风险，私人资助往往来得更快、限制更少、审查也更宽松。对一些正处在 tenure （终身制）评审边缘、实验室急需“续命”的教授而言，这类资金不仅意味着科研能否继续，更直接关系到职业生涯是否就此中断。



爱泼斯坦正是精准踩中了这个痛点。他以“学术赞助人”的姿态，主动结识科学家、组织高端学术沙龙、私人岛屿会议，专门资助那些难以从主流渠道拿钱的研究方向。即便2008 年，他被定罪，但并未实质性切断他在学术圈的金主身份。在制度层面，没有明确规定学者不得接受其资助；在现实层面，许多学者即便心存顾虑，也很难在职业压力面前选择清白地退出。

于是，一部分人继续与其保持学术往来，把关系限定在资金与研究的灰色地带。当经费来源越来越私人化、关系化，道德边界也开始变得模糊。今天是接受捐赠、帮忙引荐人脉，明天可能就是刻意忽视对方的背景，甚至对明显的问题选择视而不见。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知名教授、科学家出现在爱泼斯坦的交往名单中。公平来说，多数人并无证据显示知晓或参与其性犯罪，但他们身处的制度环境，本身就不断把人推向“只看钱、少问来源”的选择题。

科研并不是悬浮在空中的理想主义，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真金白银之上。

在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对私人捐赠的依赖程度，远比外界想象得更高。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结构下，像爱泼斯坦这样出手阔绰、又不吝于社交的金主，才能顺利进入象牙塔内部。他不需要真正理解学术，只要愿意买单，就足以获得教授们的时间、耐心和信任。一次捐赠、一次会议赞助、一次私人会面，关系就这样被慢慢铺开。

虽然金钱可以成为科研运转的燃料，但不代表道德可以被免责，尤其不该成为为人师表者放弃底线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