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瑞林担任中国共产党官员的最后几年里，他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白天，他执行用于管控穆斯林的政策；到了晚上，他会去清真寺祈祷。为了在监控摄像头前隐藏身份，他进去的时候会戴上摩托车头盔。

马瑞林对中国的监控系统如何运作了如指掌——这些系统的设计中就有他的参与。

“白天，我的面孔看起来和其他同事没什么两样，”他说。“到了晚上，我跪在祈祷垫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20年的时间里，马瑞林一直是中国宗教事务部门的中层党员干部。作为技术官僚，他负责管理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政策，并带队前往麦加参加朝觐。

大约十年前，随着中共对伊斯兰教的打压力度加大，身为回族穆斯林一员的马瑞林发现，越来越难以调和自己的身份冲突。

如今50岁的他居住在纽约，他决心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尽管这可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危险。

马瑞林在曼哈顿他工作的那家清真餐厅地下室里做礼拜。 Owen Davie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如今50岁的马瑞林居住在纽约，他决心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尽管这可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危险。 Owen Davie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坐在他如今担任经理的曼哈顿中城一家清真餐厅里，马瑞林对自己的新生活显得从容自在。

他说：“我自由了，终于与自己和解了。”

作为中国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中共官员移民美国的情况极为罕见。而像马瑞林这样公开批评自己曾效力体制的情况更是稀少。在接受我的多次采访过程中，他分享了自己从干部到批评者的心路历程，这段经历也为理解中国如何管控宗教提供了一个内部视角。

转折点出现在2015年。

时任甘肃省民委伊斯兰教处处长的马瑞林正率领朝觐团前往麦加。他经历了一次自称为“精神上的觉醒”。那是他第五次前往麦加。在此之前，他自认只是文化意义上的穆斯林，而非宗教信徒。为了融入干部圈子，他饮酒，很少去清真寺。

2018年，马瑞林曾带领一个3000人的朝觐团前往麦加。但他说自己很享受这些出行，因为他觉得是在为自己的人民服务。 via Ma Ruilin

但他说，那一年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戒烟戒酒，开始定时做礼拜。

他看待世界的眼光也随之改变，尤其是对自己的工作。

“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干部，你必须对党绝对忠诚，同时摒弃人性，”马瑞林说。“你被训练得将他人视为需要管控或支配的对象。”

他逐渐意识到，在协助党试图全面主导中国社会的过程中，自己犯下了他所称的“原罪”：作为众多官员之一，他帮助习近平政府建立起一套针对穆斯林的全面控制、监控和排斥机制。

他说，例如在2008年，他曾协助设计一个数据库，用于追踪清真寺的位置和联系信息、教职人员的姓名以及信众规模。由于此前无人做过这样的工作，他认为这能帮助政府在这个幅员辽阔、东西绵延1600公里的省份更好地掌握宗教机构和宗教活动。更何况，作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干部，他也希望借此展现自己的能力和勤奋。

直到后来，随着宗教政策不断收紧，他才看清这套系统如何被用作打击工具。

马瑞林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的清真寺。 Owen Davie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安装在清真寺入口的监控摄像头使用面部识别软件收集礼拜者数据——来者的身份、来访频率，以及与谁同行。他说，经过记录分析，这些数据带来的后果可能包括警方问话、失业、限制出行甚至思想再教育。

“我意识到，自己在2008年协助建立的系统竟成了穆斯林的枷锁，”他说道。“我把恶魔的鞭子交到国家手中，用来对付自己的同胞。”

2015年前后，中国的互联网上掀起了攻击穆斯林的风潮。马瑞林表示，他认为国家容忍甚至鼓励这些言论。他知道政府只需打一个电话，就能轻易地关闭任何网络账号和网上言论。但针对穆斯林的恶毒攻击却不受限制地传播。

他认为，政府的目的在于煽动敌意，形成对相关政策的民意支持，比如将新疆的100万以上维吾尔穆斯林送到再教育营和监狱的政策。

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社交媒体上一句广泛流传的话，要求中国穆斯林“滚回你的中东老家去”。

他说：“我自己查我自己的族谱，查出来就是往上七八代人全是中国人。”他第一次对自己在中国体制内的回族官员身份进行了思考。

中国有约1100万回族穆斯林，其祖先既包括汉族，也包括1000多年前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移民。回族在中国西北地区人数众多，但在全国各地也有分散聚居。回族在外貌上与汉族相似，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91%，整体上较为世俗化。

谈到在纽约的新生活，马瑞林说：“我自由了，终于与自己和解了。” Owen Davie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几乎无人敢公开表达宗教信仰。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放松了对宗教的控制。穆斯林修建了更大的清真寺，更多人开始参加礼拜和朝觐活动。习近平上台后，党大幅收紧了控制，出于对恐怖主义以及公开挑战其统治的担忧，对伊斯兰教展开了强力打压。

马瑞林于1975年出生在甘肃的一个小城，当地人口中有四分之三是回族穆斯林。他的太祖父是中国一个伊斯兰教派的教长，但到马瑞林的童年时期，家族的宗教实践已经明显淡化了。

上世纪90年代初念高中时，他的几位老师是因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教会了他质疑，他们对党的批评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

1999年，他大学毕业，获得商科学位，被分配到甘肃省会兰州郊外一个乡镇担任基层公务员。

五年后，他被调入省民委，这是一次重要的职业跃升。他雄心勃勃、工作勤奋，在2011年升任副处级干部。

他的社交圈几乎全是汉人，也很少去清真寺。

2016年，马瑞林被任命为甘肃朝觐工作办公室主任，负责筛选朝觐人选并带团前往麦加。朝觐行程十分辛苦，但他说自己很享受这些出行，因为他觉得是在为自己的人民服务。

2018年，马瑞林站在麦加一块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吉营地”的横幅前。 via Ma Ruilin

在一个有2500万穆斯林的国家，每年只有约1万人被允许前往麦加朝觐——而朝觐是身心和经济条件允许的穆斯林必需履行的宗教义务。马瑞林说，在中国，等待朝觐可能需要很多年。他说，他曾经建立了一个排队系统，使这一过程更公平、更透明。

但他表示，当局后来利用这些数字记录来筛选出被认为不合格的朝觐者，例如那些被认为不听政府话的人、党员干部或吃低保的人。

2016年，在习近平于一次全国会议上提出要推动所有宗教“中国化”之后，当局加大了对伊斯兰教的打压力度，拆除穹顶和宣礼塔，禁止阿拉伯文出现在公开场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大规模拘押开始出现。

对于自己在这些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马瑞林感到内心备受煎熬。

2022年，当政府决定拆除兰州一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时，他曾试图在内部提出异议，指出此举可能引发穆斯林群众的不满。在前往麦加的朝觐之旅中，他并未劝阻朝觐者前往沙特阿拉伯由维吾尔人经营的商店购物，尽管这样做违反了国安部门的规定。他自己有时也会光顾这些商店，甚至还雇了一位维吾尔司机。

近十年的时间里，他过着双面人生。

他养成了利用午餐时间祈祷的习惯。下午一点左右，大多数同事午休时（这是中国许多政府机构的惯例），他会进行小净，即祈祷前的仪式性清洗。然后他把办公室的门从里面反锁，在地上铺一条毛巾，开始祈祷。

2021年，马瑞林在办公室与同事进行党建活动；也是在这间屋子里，他一直秘密地进行祷告。 via Ma Ruilin

然而，去清真寺变得越来越危险。到了2020年，甘肃省所有清真寺的入口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党员若被摄像头拍到进入清真寺，就会被上报至所在单位，并受到纪律处分。也就是从那时起，马瑞林开始戴上摩托车头盔，以此来遮挡面部。

最终，在2023年，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前往纽约州北部担任大学访问学者，马瑞林也看到了出路。他于2024年2月抵达纽约。

十年来，他反复做着一个噩梦。梦中他站在一片很肮脏的地方，像户外的旱厕。他说，这个噩梦在他抵达美国的那一天停止了。

马瑞林曾短暂做过Uber Eats外卖员。去年，他搬到纽约市，在两家由中国穆斯林移民拥有并经营的清真餐厅工作。

马瑞林在制作拉面，他来到纽约后，在由中国穆斯林经营的餐厅工作。 Owen Davie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说，自己之所以选择站出来发声，是希望让其他回族穆斯林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Owen Davie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说，自己决定站出来发声，是因为他希望那些在黑暗中绝望的回族穆斯林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他把他们的处境比作自己曾在沙特阿拉伯的沙漠中夜间驾车的经历，称那是一种绝望的感觉。“没有光，没有星星，没有地标，没有参照物，只有汽车前灯投射出的那一小束光，”他说。

“如果有一个人在远方点燃一根火柴，都能给我带来一点希望，”他说。“我想成为那根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