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杂音存在，而在于执政者长期只听到经过筛选与放大的回声，最终对现实产生系统性误判。与其继续维系表面共识，不如让政策重新回到可以被讨论、被修正、被追责的轨道之中。唯有如此，舆论才可能从“斩杀一切”的零和对抗，回归理性分歧与有限共识的正常状态，这既是缓解极化的必要条件，也是避免下一次失控的最低成本选择。

继户晨风之后，中文互联网上再次出现一个现象级的舆论争议博主——牢A。但与户晨风等人不同的是，牢A不但未遭当局封杀，反获力挺，连日来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个头部官媒，接连报道或引用其“斩杀线”理论。

牢A有关美国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言论，显然有很多不实的成分。他本人亦承认是“六分真两分转述两分假”，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出圈。他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这类“扬中抑美”的观点，被批评者贬称为“赢学”。与之相应的，网络上也存在许多亦真亦假“扬美抑中”的言论，被称为“输学”。两拨人马唇枪舌剑，尽管明面上尚不能撕破脸皮，但仅仅是各大评论区的暗流涌动，就足以显现当下中国内部舆论的裂痕。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两派都有不对的地方，各打五十大板，封禁几个挑头的网红了事。然而，现实是今天封了牢A，明天说不定就有个牢B牢C冒出头 。封禁大概率是治标不治本，也忽视了舆论极化与撕裂的根源。

以美国政治学家约翰·金登(John W. Kingdon)的多元流模型来看，导致舆论极化的“问题流”(problem)在于中美体制竞赛，“政策流”(policy)在于不合时宜的宣传，而“政治流”(politics)在于政治责任无法清算。其中政治流是问题的核心，牢A只是扣动扳机的那根手指。

不合时宜宣传政策加剧舆论极化

就问题流本身来说，这种撕裂暂时是无解的。面对国内经济低迷现状，美国又接连“速通”(快速解决)委内瑞拉，中国政府既难以证明自己“赢了”，但又不能承认自己“输了”，于是选择转移视线。因为相当部分的民众对政府仍持有一种家长式的期望，政府被视为绝对权威和稳定。美国政府认输还可能仅限于面子问题，而中国政府认输的话，大概率会引起一连串的政治危机甚至危及政权合法性。

不合时宜的宣传政策更加剧舆论极化。一般而言，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以温和派或中间派居多的橄榄型社会，而非极端占多数的哑铃型社会。但遗憾的是，当下中国无论是政府有形的手还是市场无形的手，都缺少这样的动力。网红为了出圈，天然地倾向于发表极端言论，当局则并不热衷于培养一个可能与政府对抗的欧美式公民社会，而是意图培养一个绝对服从的金字塔结构。2015年前后，政府即通过借助或煽动民粹主义情绪，打倒国内亲西方媒体，彻底从公共知识分子手中夺回舆论主导权，然后致力于建设一个由政府，及由政府控制的媒体垄断的单一舆论场。但是，这种在战时卓有成效的政策，放在当下却并非好的选择，因为这样的单一舆论场是不可持续的，运动式的宣传更是有显著的边际效用递减。

民族情绪固然能在短时间内团结民众，但正如俗语所说：只有架起锅子煮白米，没有架起锅子煮道理。当经济形势下滑，被民族情绪短暂掩盖的裂痕便一股脑暴露出来，这也是《战狼》《厉害了我的国》等电影在2018年左右大获好评，却在近两年评价反转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旧的口号失去凝聚力，政府被迫进一步堆高民族情绪，亩产一步步从百斤到千斤，再到万斤。于是我们看见央媒“玉渊谭天”甚至亲自下场剪辑视频，试图论证斩杀线把美国财长“斩于马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政治缺乏有效的政治责任清算手段。自邓小平以来的“党政分开”原则在近几年被搁置，中国当下亦不存在西方式的政党轮替，导致民众对政策的批评，很容易演变或被解读为对政权合法性的攻击。温和派干脆选择勿谈国事，明哲保身，互联网变成激进派的天下。以各路大V为代表的赢派，在互联网呼风唤雨，动辄百万粉丝;输学则呈现一种去中心化，它们难以形成大体量的代表，便通过一系列媒体矩阵，发布大量间接的隐晦帖子，部分无处发泄的民众，亦会聚集在某些看似无关的帖子下含沙射影，一如前段时间的《芳华》和悼明。

尽管明面上尚不能撕破脸皮，但仅仅是各大评论区的暗流涌动，就足以显现当下中国内部舆论的裂痕。 (互联网)

《国语》中有一篇《召公谏厉王弭谤》：周厉王不听劝谏，以特务压制民众声音，最后被民众驱逐。掩耳盗铃可以作为特定时期的非常手段，却无法成为长期治理的常态。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杂音存在，而在于执政者长期只听到经过筛选与放大的回声，最终对现实产生系统性误判。与其继续通过堆高民族情绪来维系表面共识，不如为政府松绑，让政策重新回到可以被讨论、被修正、被追责的轨道之中。唯有如此，舆论才可能从“斩杀一切”的零和对抗，回归理性分歧与有限共识的正常状态，这既是缓解极化的必要条件，也是避免下一次失控的最低成本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