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版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长篇文章，分析欧洲向中国靠近的趋势和适合靠近的领域。

该报指出：中国国家主席近期迎来了不少来自西方的访客。1月中旬，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和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先后来访。2月，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也计划访问中国。加拿大人、英国人和德国人此行中国，目的之一在于改善经济关系。用卡尼的说法，这些西方“中等强国”正在世界上寻找新的朋友——并因此也向此前的体制性对手中国靠近。出现这种情况，首要原因在于一个人：唐纳德·川普。他用惩罚性关税折腾盟友，甚至对接管格陵兰岛产生幻想。

尽管中国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是一个棘手的伙伴，例如在台湾问题这一长期紧张的冲突上，但中国同样进入了视野。加拿大如今仍与中国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并进一步向中国电动车进口开放市场。

如果美国从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世界贸易的保护者转变为其敌人，那么欧洲就必须寻找其他伙伴关系。瑞士洛桑IMD商学院教授、美国贸易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认为，美国只占全球贸易额的15%。这给世界其他地区留下了足够空间，继续维持相对自由且有序的贸易。他举例说，美国长期阻挠世界贸易组织WTO中至关重要的争端解决机制，但一批成员国已经作为过渡方案建立了一个新的仲裁机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又如，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内、2017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其他国家达成了一项后续协议。

鲍德温表示，需要的是国家之间非正式、灵活的联盟，这些国家都对开放市场感兴趣，但不需要一个明确的领导者。这种体系虽然秩序性较弱、推进较慢，但也比依赖单一大国(美国)善意与参与的旧世界贸易秩序更具韧性。

在实践中，这对欧洲而言无疑更加复杂，原因之一在于欧洲与美国高度相互交织，甚至在军事上也是如此。德国工商大会对外贸易主管福尔克·特赖尔称之为一场平衡行动：“我们必须建立新的联系，同时尽可能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这并不容易。”

“美国对欧洲来说是不可替代的，”曾长期担任巴斯夫中国区负责人的约尔格·武特克表示。他目前是华盛顿咨询公司DGA的合伙人。无论如何，中国肯定不是能把欧洲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伙伴，武特克警告说。这个国家“高度重商主义”，希望出口，却不愿开放自身市场。

但也存在更为乐观的看法。美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阿米塔夫·阿查里亚写过一本关于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衰落的书，并解释为何世界并未因此陷入混乱。“川普认为，美国并未从全球化中获益，因此才要反对它，”阿查里亚说，“但欧洲和中国都从全球化中受益，二者拥有趋同的利益。”这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基础。

他还提出了第二点：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正日益受到关税壁垒的阻挡。早在川普之前，乔·拜登就已对中国汽车进口征收了极高的关税。因此，对中国而言，欧洲市场对其出口商保持开放变得愈发重要。这也使中国有动力在回报欧洲方面作出让步。

这或许确有必要，因为欧洲内部的担忧正在加剧。中国凭借低估的货币等因素，向欧盟倾销廉价工业品。德国经济研究所将此称为一次“China shock(中国冲击)”。按照阿查里亚的观点，这类问题可以通过协议来规范。他指出，自己的祖国印度传统上比中国更加保护主义。“如果欧盟能够与印度达成贸易协定，为什么不能也与中国达成呢?”

欧洲人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寻找美国之外的替代方案。尽管美国针对欧洲的关税——对大多数商品为15%——低于对主要亚洲国家的关税，但贸易数据已经显示出明显影响。2025年11月，欧洲对美国的出口额比一年前下降了20%以上。这也与不确定性有关。毕竟，唐纳德·川普刚刚又一次威胁要对丹麦在格陵兰问题上的盟友加征关税，随后又收回了威胁。

正如德意志银行的一项分析所显示的那样，对欧洲而言，现在是时候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了。尽管围绕自由贸易和出口市场的修辞不绝于耳，但在过去几年中，欧洲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实际上有所下滑。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欧元区的贸易量仍与全球贸易同步增长。此后，两者开始分

化。自2009年以来，经通胀调整后的全球贸易量大约翻了一番，而欧元区的贸易量如今仍大致停留在17年前的水平。

在一项重要的未来技术领域中，与中国建立务实关系也可能对欧洲有所帮助。在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最强大的模型来自美国和中国。其中，中国企业更倾向于所谓的开放权重模型，其参数对公众开放。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在本地计算机上运行这些模型，而无需将数据传输到其他国家。柏林人工智能风险与影响中心主席丹尼尔·普里维特拉解释说，理论上确实存在在模型中植入“后门”的可能性，但业内普遍认为，当前模型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后门。如果欧洲经济更多考虑使用中国模型，这将为摆脱美国科技巨头提供一种替代方案，并降低欧洲被要挟的风险。

当然，对中国模型的信任也不应超过在其他领域对中国的信任。问题在于，对模型的影响在训练阶段就已开始。例如，研究表明，中国知名模型DeepSeek-R1相较于ChatGPT“系统性地注入了更多中国宣传内容”，欧洲政策中心数字政策负责人安塞尔姆·屈斯特斯解释说，“而且不仅限于明确的政治议题，也包括生活方式和文化主题”。对中国不应抱有幻想，但对美国同样如此。

关键在于减少单方面依赖，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如果欧洲对中国和美国采取冷静的利益导向政策，同时使用美国和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就不会被绑定在任何一方。这不仅有助于在川普再次施压时降低风险，也能在中国例如对台湾采取行动时，为欧洲提供更大的反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