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月19日公布2025年人口数据，新生儿数量创下792万人的历史新低点。 在2016年以后，除2024年以外，中国每年新生儿已出现8年下跌。 出生人口快速缩减不仅成为制约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条件，也反映出当前中国青年世代对国家发展前景缺乏期待。 婚育意愿降低的现实意涵，也使人口议题在中国的敏感度日益提高。

中国少子化恶化速度超越台、韩，鼓励生育政策难以挽救

2016年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出现雪崩式下跌，2025年的出生人口792万人仅为2016年1786万人的44%，出生率仅千分之5.63，总和生育率则跌至0.98%。 相较于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台湾及韩国，中国总和生育率虽然仍然较高，但近10年来的下滑速度却更快。 自2016至202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将近0.8%，同时期台、韩两国则分别为0.37%及0.35%。 依照此一趋势，中国可能在5年内赶上韩国及台湾，跻身全球生育率最低国家的前列。 另一方面，出生人口下降的速度也超出中国政府预期，如1月初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曾依据中国人口统计数据，提出2025年出生人口为871万人的预测，远高于实际公布的数字。 这种雪崩式的下跌，压缩了中国社会适应高龄少子化的缓冲时间，其对经济社会结构的破坏力将远超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快速下滑趋势的背景，是中国政府近年来持续加码的鼓励婚育政策。 在计划生育的大框架下，中国在2016年取消一胎化管制，2021年起实施开放三孩政策，2024年起进一步推出各项生育补助政策，计划生育部门的职责也从过去严厉执行节育转型为鼓励甚至监督生育。 例如在2025年中国政府推出国家育儿补贴政策，对于3岁以下婴幼儿每年发放3600元人民币的免税补贴，部份地方更提出加码补贴。 这些鼓励婚育的政策或许具有些微效果，如在2025年前三季累计结婚登记515.2万对，较前一年同期提高8.5%，或许能在2026年略为减缓新生儿的下降速度。 然而，这些政策仍然不足以扭转出生人口急速下降的大趋势，也说明中国少子化问题的严重程度。

婚育意愿低落反映青年群体的失落与逃避，人口成为政治敏感议题

导致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很多，包括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育龄群体的人口基数偏低、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劳动保障不足，以及不孕症发病率偏高等结构性原因。 然而，最普遍的观点是处于适婚育龄阶段的青年群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持续降低，使其不愿承担高额的育儿成本。 近年来中国生育率持续低于人口专家预测，也反映育龄青年主观意愿的变化确实产生具体影响。

青年信心下滑的趋势反映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不稳定，也使人口议题成为具有现实政治敏感度的问题。 就此，中国民间对于婚育意愿降低及出生人口缩减的讨论，多半伴随着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如2023年起流行的“四不青年”（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子），具体反映经济形势与婚育意愿的关系。 同时，近年中国政府提出的鼓励婚育政策往往涉及对民众婚育选择的强势干预，如延长离婚考虑期、对保险套等节育用品课税、社区月经警察等，因而被嘲讽为徒增民众困扰却无助于提升婚育意愿。 另一方面，与少子化同时出现的老龄化问题，更加剧中国社会对于养老制度可持续性的质疑。

前述社会反应都涉及当前中国社会不满情绪的重要来源，并对中国威权治理的正当性形成直接挑战。 晚近中国官方公布新的出生率数据后，“人口792”一词在各大网络平台遭到屏蔽封禁，说明中国官方已经将人口现象视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议题，并且试图进行舆论控管。

相较于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台湾及韩国，中国总和生育率虽然仍然较高，但近10年来的下滑速度却更快。 （资料照片/美联社）

人口问题对中共政权安全的冲击

中国出生人口剧减的意涵已经不只是对于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形成制约，同时也是当前民众对中共政治体制信任程度下滑的具体反映。 2025年底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发布专题报告讨论中国人口问题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指出在军事安全、结构安全与政权安全三个评估面向中，政权安全是受到人口问题冲击最严重的面向。 该报告认为，由于中国威权政体缺乏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因此更需要透过保证经济发展并提供社会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一旦此一隐形的社会契约无法延续，中国政府所承受的压力将高于其他同样面临少子老龄化问题的国家。

在此一脉络下，中国出生人口跌破800万大关，折射出当前中国政府难以摆脱其在社会治理上面对的深层困境。 在缺乏有效政治参与渠道的环境下，中国青年选择“不生育”，实际上是对日益恶劣的政治环境及经济社会形势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另类方式。 而中国政府选择限制人民对人口议题表达看法的作为，也印证了中共政权已经感受到人口问题对中共政权安全的可能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