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全中国的家长都因为一位女孩的成功而疯狂。《成都商报》头版，刊登了一则重磅新闻——《成都女孩刘亦婷被哈佛全奖录取》。

　　在那个千禧年即将到来的夏天，一本定价18.8元黄色封皮的《哈佛女孩刘亦婷》横空出世，成为了中国家庭教育的圣经。

　　在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6280元的千禧年之交，这本书连续霸占畅销书榜单，创造了中国出版业的奇迹：正版销量迅速突破200万册，加上盗版，保守估计阅读量超过千万。

　　那是我们第一次集体仰望“哈佛”，那种仰望带着一种极其朴素甚至有些粗糙的信念：只要愿意忍受冰块刺骨的疼痛，只要足够自律、听话、写日记，只要家长愿意按照这本“哈佛女孩教育操作手册”养育孩子，那么，自己的孩子，也可能成为刘亦婷。

　　那是中国教育神话的草莽时代，也是“知识改变命运”这句口号最滚烫的黄金十年。

　　那时候的哈佛，是一个只要踮起脚尖、甚至还要加上一点点肉体苦修，就似乎能够触碰到的彼岸。

　　三十年后，那种“触手可及的幻觉”将彻底断裂。

　　当我们再次谈论“哈佛女孩”，刘亦婷的名字已成旧档，取而代之的是郭文景，是金刻羽。

　　那个穿着朴素运动服、捧着日记本、笑容温顺的典型“好学生”形象消失了。

　　新一代的精英女性，如同精修的画报般鲜明生动——她们深谙Old Money的穿搭法则，在社交网络上展示着完美。

　　她们的父亲不再是隐藏在书页后，严酷的家庭导师，而是叱咤风云的操盘手。这让她们拥有的不仅是哈佛的学号，而是深入国际名利场腹地的通行证。

　　郭文景的pika亮相照

　　郭文景的父亲郭华强

　　郭文景是95后，出生于美国。妈妈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父亲郭华强毕业于中国广播电视大学金融专业，之后又去浙江大学进修读研。在组建信雅达之前，郭华强曾任浙江省科技处软件科长和杭州新利电子有限公司总裁。信雅达于1996年成立，短短6年内，这家民企成为了浙江首家在国内主板上市的软件公司。

　　如果说刘亦婷是普通人咬咬牙、流流汗或许还能复刻的 “工业标准件” ，那么郭文景和金刻羽，就是陈列在橱窗里、标着非卖品的 “限定奢侈品” 。

　　这三十年间，世界是如何换了人间？

　　我正在撰写的这篇万字长文，希望能回答这个问题，并做一场社会学的解剖——这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对于“精英教育”这一神话的兴衰与变异。

　　我们不再仰望哈佛女孩，是因为我们这代观众，心境变了。

　　30年前，刘亦婷代表的是 “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 的美国梦——everything is possible——多么美好的经济上行期的梦想！

　　在此刻看来，当年所谓的“素质教育”充满了笨拙的形式主义（比如捏冰块、找外国人练口语），但它可爱在它的“可操作性”“低廉复制性”——只要一本售价18.8元的书，和几块冰，以及不花钱的搭讪而已。

　　那是一个普通中产家庭，通过极致的鸡娃策略，能够完成阶层跃升的最后时代。

　　而现在，当郭文景和金刻羽们出现时，她们的优秀是如此无懈可击，又如此令人生疑。她们的哈佛之路不再有“捏冰块”这种带有痛感的细节，取而代之的是普通人看不懂的国际学校、冬令营、推荐信和家族人脉。

　　从刘亦婷到金刻羽，哈佛这个超级符号，从一个时代的奖赏，变成了一种阶层的继承。

　　世界经济论坛上的金刻羽

　　这篇长文将带你穿过这三十年的迷雾：

　　我们将重看2000年初的“素质教育狂热”，看看那是如何演变成今天的“内卷”与“躺平”；

　　我们将剖析精英女性在中国社会语境下的困境——为什么刘亦婷最终消失在美中产的平庸生活中，会被大众嘲讽为“失败”？

　　为什么金刻羽在达沃斯论坛的高见让人感到冒犯？

　　2018年的金刻羽的路人缘就不太妙

　　当她因爱泼斯坦案被迫卷入丑闻时，为何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却很难将她视作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我们将直面那个最残酷的真相：那些暗藏的失落与隐约的敌意，不是因为哈佛女孩们变了，而是因为我们发现，那个“只要努力就能赢”的副本，彻底通关关闭了。

　　那些代表精英的符号堆砌越成功，普罗大众就越抗拒。

　　其实，金教授是比较得官方认可的“中国故事讲述者”。

　　在这篇文章里，我不想简单地判定谁是人生赢家，谁又输了——只有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她们，和站在岸边感到迷茫的我们。

　　三十年过去了，那块冰早就化了。

　　我们两手空空，不仅失去了“哈佛梦”，似乎也失去了那份相信奇迹的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