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旧金山市中心的金融区依旧灯火通明。自动驾驶的高端出租车无声穿梭，车身上的科技公司logo在霓虹里闪烁，它们是这座城市靠近硅谷、拥抱科技繁荣的鲜活注脚。

而仅仅几个街区之外，田德隆区的帐篷沿着人行道连绵铺开，防水布下的人影蜷缩着，空气中飘着挥之不去的异味。这里没有杂货店，没有药店，更别提咖啡馆或公园，只有随处可见的无家可归者，以及公开注射芬太尼的瘾君子。

这里曾是旧金山剧院区的核心，如今成了全美最著名的露天毒品市场。

“我每天都要跨过两个世界去上班。”当地非营利组织“正向改变”的联合创始人塞德里克·阿赫巴尔说。他穿过田德隆区满是涂鸦的街道时，指了指不远处高耸的Salesforce大厦，“那边的人年薪百万，这边的人为下一剂芬太尼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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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旧金山药物过量死亡率是全美平均水平的三倍。2023年创下806人死亡纪录后，2024年虽下降21%至635人，但下半年又开始回升。与此同时，这座城市拥有全美最高密度的亿万富翁——每11600名居民中就有一位。

这种极端分裂让科技巨头们开始公开抱怨。2023年5月，刚收购推特的埃隆·马斯克在X上发文称旧金山是“一场灾难”，“曾经美丽繁荣的城市，现在成了废弃的僵尸末日”。2024年，他将X总部从旧金山迁至奥斯汀，理由是他“受够了为躲避暴力吸毒者团伙而不得不绕路进出大楼”。

川普曾在2024年一次竞选集会上表示，他将派遣国民警卫队“清理”旧金山，指责当地民主党政客“摧毁了这座城市”。

田德隆区监督员比拉勒·马哈茂德住在自己代表的选区。他的办公室窗外，吸毒者正蹲在人行道上交易。“这里一居室公寓的平均月租是2500美元（约合人民币17445元），但家庭年收入中位数只有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7.9万元），”他告诉欧洲新闻台，“住房根本负担不起。”

更让他忧心的是，这个区有3500名儿童——旧金山儿童密度最高的社区。“孩子们要亲眼看着这些。”马哈茂德说，“你怎么向一个孩子解释，为什么上学路上会看到有人躺在地上注射毒品？”

他提到一位正在康复的吸毒者：“用他的话说，他‘死过三次’——即使在康复期间，因为身处露天毒品市场，环境会不断触发他的瘾。如果你在戒毒，却每天被你要摆脱的东西包围，这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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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西四公里，在可以俯瞰游艇码头的豪华公寓区，“基石”戒毒诊所看起来更像一家精品酒店。沙发上摆放着天鹅绒靠垫，冰箱里备着各种口味的无酒精气泡水。

“人们以为瘾君子都是肮脏、无家可归的穷人。”诊所主任亚当·奈珀说，“但我们很多客户吸冰毒、找应召女郎。为什么？他们自尊心低，没有自我价值感，却愿意每周花1000、2000 甚至1万美元在这上面。这不算瘾吗？”

奈珀的客户很多来自抱怨城市毒品问题的科技公司。他认为行业压力是重要诱因：“科技巨头对员工的期望这些年暴涨，很多雇主希望员工尽可能多工作，放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湾区人工智能初创公司BuildBetter的创始人斯宾塞·舒勒姆证实了这一点。这位14岁就创立了第一家科技公司的创业者说，自己每周至少要在电脑前工作80小时，一年大概只休息一周。“这现在是行业标准了。”

当被问及长时间工作与成瘾的潜在关联时，他反驳道：“如果客户喜欢我们的产品，我感觉自己在前进，我可以工作100小时。

舒勒姆公开谈论过自己和其他旧金山科技人士服药的情况。他告诉《华尔街日报》，自己大约每三个月服用一次 LSD（致幻剂），“帮助工作和创造力”。但他将其与娱乐性毒品危机区分开，视这些药物为提高产出的“工具”。

“我们的工作是在特定问题上投入尽可能多的认知劳动。在任何其他以表现为基础的行业，通常都有监管。”他说，“运动员不能服用某些药物，因为那对其他人不公平。我们没有这样的限制。”他的语气中听不出不满。

但在奈珀看来，这种态度正是人们来到“基石”的原因。“我们不是机器人，人会崩溃。”

诊所另一间有烛光氛围灯的房间里，一位曾在科技行业工作多年的客户反思道：“这证明CEO们从一开始就不真正关心员工。他们只关心股东和自己的价值，员工被商品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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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美国心理学家、《成瘾》杂志副主编基思·汉弗莱斯教授对“旧金山的科技行业导致了毒品问题”这一观点表示怀疑。“我不认为在科技行业工作比开公交车、挖煤或当消防员更有压力。”

这位曾为前总统小布什和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提供毒品政策建议的知名心理学家说，旧金山的“独特”问题在于，“毒品政策过于倾向于减害和吸毒者的权利，而忽视了其他人的权利，以及预防和治疗的价值”。

加州2014年通过的47号提案将许多非暴力犯罪（包括持有毒品）降为重罪中的轻罪。旧金山自2000年以来一直推行“减少伤害”政策——通过提供清洁锡纸、烟管和针头等措施，让吸毒更安全，而非通过刑事化减少使用。

这些项目在2010年代末和2020年代初扩大，恰逢芬太尼在全美蔓延。

“我把责任归咎于我们的州长加文·纽森，他以前是这里的市长。我也归咎于南希·佩洛西。”刚当选旧金山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阿赫巴尔直言不讳，“我相信他们一直在拨款，但所有的钱都流向了‘允许’人们吸毒，而不是真正帮助他们。”

就连监督员马哈茂德也承认，“在某些方面，解决这场危机的政治意愿不足”。

风向似乎正在转变。2023年，州长纽森指示加州国民警卫队进入旧金山，“解决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芬太尼危机”。

马哈茂德坚持认为当局正在改变：“这是我们第一次拥有能够合作处理这类棘手立法的监事会和大市长。”

黄昏时分，阿赫巴尔站在田德隆区一个十字路口。西边，金融区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金色夕阳；东边，又一批帐篷正在支起。

“我父亲是个瘾君子，在我小时候离开了家。”阿赫巴尔说，“后来我也做了同样的事。”他现在致力于帮助出狱者和成瘾者，“这个循环必须被打破，但我们还在原地打转。”

他提到现任市长在社交媒体上宣传城市如何好转，“但我看到的还是一样”。最让他痛心的是孩子们：“在田德隆区长大的孩子会怎么看待世界？他们如何理解这种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