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围绕中国的地缘政治辩论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么认为中国是一个注定要超越西方的“12英尺高”的经济巨人，要么认为这个国家是一条濒临崩溃的“纸龙”。

　　研究表明，在评判这个问题时，我们许多人都忽略了一些重要指标，比如回报。

　　在由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商业争霸：美国能够动用全球经济指挥权封锁中国》(Command of Commerce: America’s Enduring Economic Advantage over China)一书中，史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和班·瓦格尔(Ben Vagle)认为，当你抛开有关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贸易的宏观数据，转而关注公司所有权时，中国所构成的挑战看起来就截然不同了。

　　这两位作者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全球市场中存在力量不对称。传统的GDP和贸易数据衡量的是产品最后在哪里组装，但未能反映出谁拥有产品的设计并获取了价值。

　　以iPhone为例。诚然，它是在中国组装和包装的。但它是一款美国产品，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设计，并为美国企业带来了丰厚利润。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利润不仅仅是钱。在这两位作者看来，利润可以反映影响力。利润意味着一家公司拥有某种难以复制的东西，无人能把它踢出市场。中国擅长组装和不太复杂的生产，但正如布鲁克斯和瓦格尔所言，中国仍难以掌握能真正创造财富的“不可或缺”的技术。

　　如果用企业利润来衡量实力——这两位作者将其视为全球供应链“关键卡点”的替代指标——那么中美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根据布鲁克斯和瓦格尔的研究结果，美国公司创造了全球高科技利润的55%，而中国公司仅创造了6%。布鲁克斯是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政府学教授，瓦格尔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政治学博士生。

　　“利润是衡量经济影响力的最佳指标，因为它反映了被替代的难度，”布鲁克斯告诉我。“如果一项技术或产品难以复制，利润会在很多年里保持高位，这表明竞争对手很难进入这个领域。”

　　如今，复杂的产品都不是在一个国家制造的。看看阿斯麦(ASML)的EUV光刻机。它们是芯片制造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中国想要它们，但尽管这家公司是荷兰的，实际上只有15%的零件是在荷兰制造的。其余85%主要来自美国及其盟友。

　　布鲁克斯和瓦格尔说，中国引进了大量的中间产品，对其进行加工后再出口，但如果没有西方的技术，中国能以高效、有竞争力的方式制造的东西非常少。

　　“痛感比”

　　他们的书还对中国经济的规模提出了质疑，称官方GDP被高估了约三分之一。两人指出了造成这种高估的两个主要驱动因素：政治动机和过度投资。省级领导人为了获得晋升，往往会操纵数据，同时中央政府几十年来进行了大规模、不必要的投资，这些投资虽然推高了增长数字，但并未产生显著回报。

　　这两名作者依靠卫星图像来测量夜间灯光的集中度。“与官方统计数据不同，”瓦格尔说，“没有人会为了改变经济数据而操纵夜间灯光，这使它们成为观察实地真实情况的客观来源。”

　　基于这一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GDP规模可能约为美国的一半，而不是官方统计数据所显示的美国的三分之二。

　　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最关键的结论或许涉及在潜在的台湾冲突中使用经济武器的问题。这项研究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痛感比”，该比率完全取决于多边合作。

（示意图）

　　分析显示，如果美国单方面切断与中国的贸易，自身遭受的代价约为给中国造成痛苦的70%。然而，如果美国与盟友一起行动，这一比率将发生巨大变化，给中国造成的伤害将是美国的五到七倍。这两名作者称，在以美国为首的海军封锁切断所有海上贸易的情况下，中国受到的伤害最高可能是美国的11倍。

　　尽管中国尝试采取“堡垒”战略来建立韧性，但这两位作者认为这注定会失败，因为要找到美国及其盟友技术的替代品实在太难了。他们表示，美国寻找中国替代品的能力则要高得多。

　　美中关系的未来料将以一种混乱、外科手术式脱钩的方式展开。华盛顿方面拥有科技领域的优势，可以挤压北京方面的痛处——但正如布鲁克斯和瓦格尔所强调的，当美国将合作伙伴团结在一起时，其优势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