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南京博物院“仇英《江南春》文物风波”持续发酵，82岁的前院长徐湖平一句“未经手、不知情”的回应，不仅未能平息争议，反而让公众将目光聚焦于他跌宕起伏的职业履历与权责边界的核心矛盾。

从印刷厂工人到执掌省级博物院，他用6年完成阶层跨越的逆袭；但在关乎国宝流转的关键事件中，“不知情”的辩解却与白纸黑字的签字铁证、双重身份的权责绑定形成尖锐对立，经不起任何推敲。

徐湖平的职业轨迹充满时代印记，却也清晰勾勒出其对文博系统核心权力的掌控过程。1963年，18岁的他入伍参军，次年便随连队立下集体一等功并入党，为仕途埋下重要伏笔。1969年复员后，他先后辗转煤矿、汽车厂翻砂车间，最终因关节炎病痛调任南京新华印刷厂成为一名工人。彼时的印刷工作环境恶劣，长期劳作导致其血小板异常，1972年他再次申请调动，于1973年正式入职南京博物院，从后勤部的杂务工作起步——买车票、办报销、做清洁，拿着36.4元的月薪，完成了从产业工人到文博系统从业者的身份转变。

凭借党员身份的政治优势与“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态度，徐湖平入职仅一年便从工人转为干部，并在特殊历史时期南博连续两任院长离世、馆务混乱的背景下脱颖而出，主动带队参与各地考古发掘，积累了关键的业务资历与群众基础。

1985年，距离进入南博仅过去6年，高中学历的徐湖平被直接提拔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此后16年间，南博未再正式任命院长，他以副院长之职行使正院长职权，成为事实上的“掌舵人”，直至2001年正式就任院长，2006年兼任院书记，全面掌控南博行政与党务工作，直至2008年退休，在南博深耕长达35年。这一从基层工人到文博界核心管理者的跨越，既体现了特定时代的用人逻辑，更证明他长期深度参与并主导南博的重大决策，绝非游离于核心事务之外的“边缘者”。

正是这样一位深耕南博核心权力层数十年的管理者，在此次《江南春》文物风波中的“不知情”辩解，显得格外苍白无力。事件的核心脉络清晰可循：1959年，收藏大家庞莱臣后人将包括仇英《江南春》在内的137件珍贵文物无偿捐赠南博；1997年5月8日，南博以“伪作”为由，将《江南春》等5件文物划拨至江苏省文物总店；2001年，该画作被以6800元的低价卖给一名仅登记为“顾客”的买家；2025年5月，这幅“伪作”现身拍卖会，估值高达8800万，经专家鉴定为仇英真迹。

面对媒体追问，徐湖平以“82岁高龄、身患高血糖与前列腺疾病”“2008年退休后便不过问外事”“非书画鉴定家”为由，声称对此次文物划拨处置“未经手、不知情”。但公开的关键证据直接戳破了这一谎言：1997年5月8日的《藏品拨交/处理报批表》上，“负责人审批”一栏清晰签署着“徐湖平”的名字，笔迹与他公开题字完全吻合，而彼时他正是行使院长职权的常务副院长，这一签字意味着他对文物划拨拥有最终审批权，是整个流程的核心决策者之一。

更具说服力的是，徐湖平当时还身兼江苏省文物总店法人代表，而该总店正是此次文物划拨的接收单位。两家单位同处南京中山东路321号，堪称“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形成了“自己审批划拨、自己接收处置”的闭环链条。这种双重身份的绑定，让“不知情”的辩解彻底失去立足之地——作为两家单位的共同负责人，他既掌握审批权，又掌控接收渠道，无论从程序权责还是实际利益关联来看，都不可能对如此关键的文物流转事件置身事外。

进一步梳理还能发现，徐湖平的“甩锅”逻辑存在更多漏洞。根据国家文物局规定，国有馆藏文物退出馆藏需经过严格的专家评估、集体研究、逐级备案等流程，且档案需保存75年以上，处置捐赠文物即便认定为“伪作”，也应通知捐赠人。但南博的操作全程违规：鉴定程序不合规，1964年的二次鉴定由非专业的文物征集员主导；处置流程不透明，低价售卖国宝却不登记买家真实信息；信息披露不及时，庞家后人直至2025年才知晓文物失踪真相。作为当时南博的实际掌舵人，徐湖平对这些违规操作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即便他并非直接鉴定人员，也无法以“非鉴定家”为由逃避审批把关的核心职责。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徐湖平首次陷入争议。2012年、2014年曾有南博内部职工及民革党员实名举报他账目混乱、私用文物等问题，虽均不了了之，但举报内容与此次文物流失、低价处置的问题高度吻合，印证了其任职期间权力监督的缺位。如今面对铁证，他试图以“年老多病”“退休多年”为由模糊权责边界，显然低估了公众对文物保护的重视与对真相的渴求。

从印刷工到博物院院长的6年逆袭，彰显了个人机遇与时代环境的叠加效应，但这一履历更意味着他长期承担着文博系统的公共责任。文物是国家的文化瑰宝，无偿捐赠背后是民众的爱国赤诚，而“签字审批却声称不知情”的辩解，不仅违背权责对等的基本逻辑，更伤害了公众对文博行业的信任。

当前江苏省文旅厅已成立工作专班介入调查，公众期待的不仅是查清《江南春》的流转真相，更要厘清权力运行的边界与责任追究的底线——无论资历多深、年龄多大，公共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接受监督，文物保护的红线不容逾越，任何试图以“不知情”逃避责任的行为，终将被历史与事实戳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