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到尾，他们都并不爱她，只是在尽可能地利用她，当然也不肯为她的死承担责任。

在自己大婚当天，28岁的新娘魏某以死抗婚，坠楼身亡。河南鲁山发生的这一幕，让无数人为之震惊。

死者生前是当地一所重点高中的历史教师，2022年以笔试成绩第一、综合成绩第一获聘。在学生的印象里，她“总是公正而温柔”；而同事也记得她“非常温柔，不太爱说话，有点内向，非常好的一位老师，长得也漂亮，学生也非常喜欢她”。

谁也没想到，她竟然会在成婚之日以死明志。

在决死前发出的最后一条朋友圈里，她留下这样一段话：

我清楚的（地）认识到我自己最大的价值就是结婚，七年，从毕业开始，我对抗了七年，加上大学四年，11年，我失败了，我吵，我闹，我发疯，我拿刀砍他，都要相亲，都要结婚。

虽然她被迫屈从，但最终还是以死亡逃脱了被视为物件摆布的命运。

对于新娘的自尽，有的人感叹是烈女反抗被物化；有的人认为这样抗争并不能让周围人后悔，死得不值得；还有的人说“不想对一个主动放弃生命的人共情”；但更多的人，恐怕首先想到的是追问背后的真相。

01

人类学家卢蕙馨（Margery Wolf）在深入观察中国社会对自杀的反应之后，曾有一个洞察：“自杀行为和中国人的许多行为一样，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自身绝望的表示，更是一种指向他人的行为。……西方人对自杀通常的设问方式是‘为什么’，但在中国，人们可能更关注‘谁？谁逼她自杀的？谁应该对此负责？’”

在这次的事件中，尽管事后新娘家里解释说她可能有抑郁症，但这一说法却无法从死者同事、学生的回忆中得到印证。她的遗言表达得也很清楚，她的痛苦并不来自于抑郁症，而是结婚一事本身违背她的个人意志——要说她有抑郁，那只怕也是长年累月被逼婚所致。

从她最后的遗言来看，她从周围人那里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只有逼迫她屈从的种种压力：父母“以死相逼都必须要结婚”，亲戚“指责不孝”，对象“蹬鼻子上脸只会气人”，但只要她答应结婚，“完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任务”，所有人就都皆大欢喜，夸她懂事。

然而，这种“懂事”却是以抹杀她的个人意志为代价的，对她而言，这就意味着自己灵魂被处决，肉体活着已无意义。她的死，正是这样一个死结的逻辑后果。

在她身后，周围人的反应也恰好印证了她是对的：没有人真正关心她内心的想法，看见她的处境。

她死后，本家和夫家与其说是因为失去她而陷入悲痛，倒不如说像是某些官僚机构，为如何处置一件棘手的事而彼此推诿：夫家说没有入洞房，得由她本家来收尸，20多万彩礼也要退还；但本家却说她已经嫁出去，不算家人了，彩礼更不愿意退——原本他们逼着女儿出嫁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彩礼留着将来给她弟弟的。

这里尤为令人心寒的，是她亲生父母的态度，竟然仍在争论这些流程，晾着不给她收尸，这足以证明，她在死后4天都未火化，原因不太可能是她父母“舍不得她”，而是将她作为最后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

在这整个流程中，女性被父母视为自己的附属品和所有物，像是一份有待出售的资产，她的个人意志不但必须被无视，实际上恰恰是阻碍交易的最不可控因素，她的自杀就证实了这一点。

网上有人因此犀利点评：

于是，这场交易出现了重大“瑕疵”。按照隐秘而冷酷的“验收”逻辑，一个未被完整“交付”、未被正式“接收”的“物品”，其归属和后续责任，就成了棘手的难题。

从头到尾，他们都并不爱她，只是在尽可能地利用她，当然也不肯为她的死承担责任：说她自尽是因为“抑郁症”，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推卸责任，仿佛没人逼她，她只是自己想不开。

连父母都如此冷酷、自私又怯懦，恰恰反过来可见她为何那么绝望又决绝——她在遗言中拜托朋友“找个有太阳和大风的天气，帮我把骨灰扬了”，她没有嘱托家人来办这最后的大事，看来是对的。

02

这件事令人窒息的地方在于：它竟然发生在2025年。这种“以死抗婚”的事件，发生在100年前还可以理解，那时封建大家长制和包办婚姻仍然盛行，新生的个体只能以激烈手段来捍卫个人意志，但现在，这样的事就显得格外突兀。

1919年，21岁的长沙女子赵五贞被父母许配给同街少老板吴五当续弦，尽管她本人并不情愿，但父母贪图吴家丰厚的聘金，逼迫她出嫁。最终，赵五贞在婚轿中以剃刀割喉自尽。当时正值“五四”时期，新青年们都在讨论“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赵五贞遂成为“抗婚娜拉”的象征，引发舆论强烈反响，普遍认为旧式婚姻制度是逼死她的元凶。

实际上，从某些细节来看，赵五贞所遭受的对待甚至都还算不得那么严酷：她固然被父母包办婚姻，但父母并未逼婚她11年之久，当她被发现自尽后，其父赶到，还对她说了句“接你回去，永不嫁人”。这至少表明，她家人也后悔了，只要她能活着，就不再逼迫她。

然而，在这次河南鲁山的事件中，死者的父母并没有赶来哭号“爸爸妈妈后悔了，再不逼你嫁人了”，相反，他们是在讨价还价。

这也是本次事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尽管也有人认为那像是包办婚姻的复活，但现在已经没什么人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婚姻制度了，更多的人是在声讨“原生家庭”。

与此同时，女性的处境也得到了更强烈的关注，而赵五贞当年与其说是被看作一个“新女性”，不如说是被看作一个反抗旧礼教的“新人”，其女性色彩反而没那么重要。

时代确实变了，但在一些地方，对女性而言，那种结构性的困境却仍未有本质的改变：即便受过良好教育、有独立生活能力、本职表现出色，然而仍无法挣脱身周的社会压力构成的大网。尤其是在县乡这样的小地方，一个女性仅仅是想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不肯按社会舆论的规则来，那就已经是离经叛道之举了。

在河南鲁山的事件中，很明显的一点是：当事人已经不像传统时代的女性那样，把婚姻作为一种谋生方式了，因为她本人在当地就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也足以养活自己。

至少从她自己的角度来看，结婚对她没什么好处：彩礼的钱是父母拿走了，对象也不是她中意的，她自己一个人过可以更好。换言之，从她结婚中得到更多好处的是别人，那既不符合她的利益，更违背她的意愿。

03

这给人的教训是：如果现代女性不想沦落到这样的处境，就必须及早夺回自主权。

死者虽然已经是28岁的成年人，大学毕业都7年了，然而她每月工资仍然上交给父母支配，每月父母只给她500元生活费。由此也可见，她仍被视为需要为家庭做贡献的一个成员，而非独立个体。

汉学家任思梅在研究了近代的人口贩卖现象后指出，中国家庭是一种“交易型家庭”，除了自然增殖之外，一个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的加入或离开，都需要通过钱财交易或中间人协调。

任思梅一针见血地指出，女儿常被视为一份资产：

清末的家庭希望女人既能够为家庭牺牲，又可以被家庭牺牲。女人得明白，她是家庭美德的象征，但是为了生存，她在任何时刻都可能会被要求为全家的福祉牺牲这种美德。女人既是家中的一员又是家庭的财产。

28岁新娘以死抗婚的悲剧，提醒世人：这样的家庭传统并未远去，甚至新的婚姻制度即便早已确立不止一代人，仍不足以避免此类事件，女性唯有认清这一困境，不但实现经济独立，还要实现精神独立，才能勇敢为自己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