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是至理名言。

对于某著名大学推出的26岁年轻博导闵超来说，这简直就跟被架在火炉子上烤没什么区别。

《第一财经日报》资深财经评论员王培霖是个不怕事大的人，他公开向闵超发出邀约进行辩论，并且狂妄地声明辩论内容是闵超最擅长的1848年欧洲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相信闵超是不会与王培霖进行辩论的，因为他已经不是他自己，只要出场就代表着背后的学校、代表着导师、代表着专业，一旦背负的东西太多就没法酣畅淋漓地去战斗。

向闵超发出质疑的人比较多，有人扒出他高考分数很一般，本科的时候没出啥学术成果等等，这其中狂人聂圣哲的话最狠，他说你研究的领域注定出不了天才，因为评判的硬指标很软、软指标很硬。

这么多人刁难一个26岁小伙子，实在是太过分了，其实这事没那么复杂，甚至闵超本人也是受害者。

闵超（右）

《第一财经日报》资深财经评论员王培霖

要知道我们干啥事都喜欢搞平均主义，大学评选新百人计划肯定每个学院至少都得分配有名额，特别是闵超所在的学院如果没有，那是说不过去的。

于是乎给了他们学院一个入选指标，看年龄、看导师地位、看发表论文数量和级别，很容易就把这个年轻人给锁定了。

如果有人更年轻，导师权威性更厉害，论文分量更重，就没有他什么事了。

某种程度，26岁博导是名额分配的结果，而不是他天然地多么厉害。

如此托举一个年轻人，短期内看是个出名挂号的噱头，长远看对他个人真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存在着质的区别，若早早地被钉上标签并推到至高处，反倒会限制能力成长的空间。

这个问题在年轻干部培养上表现的尤为突然，有的人早早被提拔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无限风光，可是根本就不具备担当大任的实际能力，有些地方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让早熟的年轻干部蹲苗，摁在一线岗位补课，如此培养干部味道就全变了。

对于闵超来说，跟谁辩论并不重要，发几篇论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需要摆脱近亲繁殖的学阀嫌疑。

也就是说，连续读了四年硕博之后，他如果敢于离开自己的导师，敢于离开现在的学校，然后还能取得不俗的学术成就，必能堵住攸攸众口。

特别是他的导师，作为大学问家，至少应该有个谦虚的态度，应该懂得如何避嫌，毕竟瓜田李下，哪怕徒儿再优秀，也不宜自己亲手给戴上冠冕，否则很难讲清楚。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涌现出无数多的学术巨霸、杰出天才，只是不希望年轻人被过度拔高注水，因为青春不可被浪费和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