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高层政治的运作实况一直讳莫如深，但习近平将中共原先的“集体领导体制”变得更加独裁，几乎是各界没有疑义的共识——但习近平是怎么做到的？中共元老为何无法发挥制衡效果？

曾在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担任记者和副编审，并在2018年离开中国、移居美国，并持续观察与分析中国政治的邓聿文认为，如今的中共元老没有草创建国时期第一代元老的威望，加上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切断了中共内部的人际关系链，让党内元老无法将国家从习近平手中拯救出来。

《外交事务》14日刊登邓聿文的〈中国保守派的终结〉（The End of China’s Old Guard）一文，试图解释为何党内元老无法将国家从习近平手中拯救出来。

邓聿文曾在中共党媒担任记者与副编审，但他也因为批评胡温体制等言论遭到取消署名权，最后直接遭到停职。邓聿文2018年移居美国，在《纽约时报》发表〈给习近平的七个忠告〉一文，呼吁“不能为了一党一己之私绑架整个国家和民族”。此后定居美国的邓聿文也持续观察与分析中国政治，并于2023至2025年担任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中国政治顾问。

邓聿文在〈中国保守派的终结〉一文中指出，过去一年，关于习近平的谣言在北京甚嚣尘上，包括一些消息私下声称，习近平已经失势并被边缘化；还有些人窃窃私语，说习近平的健康状况恶化，现在大家看到的习近平不过是个替身，党内元老才是中共的真正掌权者。还有一些故事想像了一个由不太可能成真的版本，像是曾经掌握权势的自由派和解放军的保守派将领正在联手对抗习近平、甚至设法取代他。

2025年10月30日，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釜山会晤。（美联社）

邓聿文指出，这类异想天开的谣言在威权体制之下并非新鲜事，在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前夕尤其如此。像是刚刚落幕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为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定调，但是谁握有实权以及如何做出决策的明确信号却很少，北京的权力场于是成为各种猜测的沃土。但是所有谣言的共同点，都是一群强大的党内元老——这里是指那些已经卸下积极的政治角色，但在幕后仍深具影响力的领导人和高层干部——仍然拥有足够的影响力，甚至足以推翻习近平并塑造中国的政治走向。

这种特殊观点之所以受到关注，部分原因是元老们在中共历史上确实扮演核心角色。那些对习近平统治感到失望的公民于是希望，这群隐藏的仲裁者能够挺身介入，就像邓小平在1970年代引导中国摆脱激进政治，并在1990年代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一样。对于解释中国高层政治的晦涩内部运作，元老政治也提供了一个方便法门。

但邓聿文直言，元老在今日中国大体上已经失去权力。因为习近平系统性瓦解了元老过去赖以施加影响力的管道，包括任命人事的能力、以及他们在军队中的人脉。加上现今这批党内元老也不具备第一代元老们因参与革命赢得的道德权威，原本应当取代党内元老地位的制度性权力制衡，也没有发挥过去元老们的约束力，使得习近平在党内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对他进行制衡。 

回望毛邓年代

邓聿文指出，在中共统治中国的最初30年，毛泽东曾拥有无与伦比的革命地位，牢牢掌握军事和宣传系统。然而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后，中共失去了绝对的领导权威与权力真空。那些曾与毛泽东一同经历战争和政治动荡，但在文革期间遭到清洗或边缘化的干部，最后重回政治中心，这些领导人包括邓小平、陈云与开国元帅叶剑英等人。这些元老的权威来自他们无可取代的政治资历，对共产革命的直接贡献——他们不仅曾是国家领导人、更是国家的创立者。

邓聿文指出，第一代的元老们拥有强大的庇护网络，包括与军方的深厚关系，甚至能够定义党的官方叙事与重要政策。为了让他们的角色正式化，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在1980年代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一种类似上议院的制度化平台，让元老们得以影响人事和政策决策：由中共领导人选择中顾委成员，成员资格则限制在长期为党服务的资深官员。

1997年2月，邓小平与江泽民。（美联社）

然而邓聿文也指出，元老们真正的权力，恐怕还是在于他们如何运用权威，在中国政治的非正式场域发挥影响力。这些元老私下与党政军的官员们协商，指导他们的决策、有时也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也会在关键时刻发表声明，企图影响现任领导人，包括关于谁应该领导党、他们应该推行什么政策。1979年，包括邓小平在内的第一代党内元老就对华国锋坚持毛路线感到不满，最后将毛泽东选定的这位接班人排挤下台；十年后，这群元老又支持对天安门广场抗议者动用武力——这些都是元老实际权力的最佳体现。

元老的边缘化

邓聿文分析，赋予这些元老权力的条件，最终也导致了他们的边缘化。中共元老的角色旨在从毛泽东的“个人统治”向“集体领导”的过渡期间提供平衡。在那个过渡阶段（大约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元老透过制衡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来稳定中国政治。他们设法阻止危险的政策实验，或罢黜那些追求错误优先事项、或者未能认识到政治风向已变的领导人。

然而随著共产中国的革命世代逐一离世，后续的元老并没有相同的历史声望或军事影响力。党内元老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主要都是退下来的高阶官员，他们的权威来自于他们过去所担任的职位、而非革命资历，中央顾问委员会也在1992年悄然废除。中共领导人为干部设立明确的任期限制和退休年龄，让那些在卸任后仍希望保持影响力的领导人也受到限制。

军队的改革则进一步削弱元老的影响力。中共的革命世代有许多人都是军人，他们也培养了自己的门生，但是在1985年的裁军等改革行动后，削弱了元老在军队里行使权力的人际网络。2015年，习近平透过将武装部队重组为战区指挥部，有效切断了军事领导人建立自己派系的能力。习近平也将权力集中于中央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他直接控制。

周永康

不过邓聿文认为，彻底终结元老权力的关键，还是习近平对人际网络的系统性打击。尤其习近平2012年掌权后发起的反腐运动，切断了曾经连结现任和退休精英的非正式纽带，瓦解了安全部门、军队以及能源和金融等战略重要领域的幕后权力中心。习近平也加强对退休高级干部的监督，禁止他们公开评论国家领导人或其政策。习近平甚至将元老之间的聚餐归类为潜在的政治安全问题，这意味著他们不能再自由地互相拜访。如果元老们还希望影响习近平，他们恐怕会发现自己根本伸展不开手脚。

即便党内元老在习近平时代并未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他们仍然会出现在国家典礼上，在重要会议中占据前排座位，偶尔发表一些无关痛痒的言论，并在闭门会议中听取简报，但他们已经丢掉了影响中国政治的权柄。随著习近平权力的巩固以及中国政治体系的演变，元老们不再有能力动员从前那个结合人事杠杆、军事实力、程序知识和道德权威的联盟，有力制衡现任领导人。

谁能制衡习近平？

邓聿文指出，在元老缺位的情况下，中国的党国体制必须仰赖其他机制来制约最高领导人。一个更制度化的官僚体系，或许可以透过让决策经历漫长的正式程序，减缓决策速度、甚至抵制领导人的突发奇想。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曾反对习近平将其校区迁至雄安，包括政治菁英自我保护的本能，客观上的金融压力或贸易压力，都可能限制领导人的选择，但是这些制衡机制都不像元老的干预那样直接有效。因为过去的元老跟现任领导人往往平起平坐，甚至江泽民就在交棒胡锦涛后，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从7人增加到9人，并且直接安插了自己的人，有效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但是党内元老在今日中国已失去权力，习近平政权的稳定不是透过横向制衡，而是透过垂直单向的权力关系来维持。官僚机构可以拖延习近平的指示，但不能否决它们；经济官员可以提出建议，但不能强迫领导人改变方向；将军们可以表达关切，但不能公开异议。元老政治虽然不透明，但权力的对称性使得其他政治菁英能与最高领导人平等对话、坦率讨论党所面临的问题。过去中共内部相对平等的审议互动，现在更像是一条资讯向上流动、命令向下传达的管道。

左起：胡锦涛、朱镕基、江泽民、李鹏（AP）

邓聿文认为，中国对于新冠疫情的应对失当，揭示了习近平政权的危险性。一群有权势的元老或许无法阻止疫情爆发，但他们可能透过让资讯更流向决策者来限制损害；元老们可以提醒领导人注意疫情最初期的早期预警信号，并在疫情拖延到第二、三年时，迫使习近平更早放松其严苛的政策。元老能够在党内高层创造空间，危机时期也能进行内部辩论，使更多专家能够将他们的知识传达给最高领导人，但这一切都因为元老政治的消逝而成为空谈。

当元老失去制衡的权柄，党内也没有其他制衡机制，邓聿文认为只剩下外部压力——主要是美中竞争和对抗的影响——能够显著限制习近平的权力。像是川普激进的关税和出口管制，迫使习近平调整经济策略、分散中国的贸易伙伴、甚至接纳有助于实现技术自给自足目标的国内民营企业。高失业率和金融脆弱性等内部压力，或许也能对习近平的政治目标造成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内部压力仅仅减缓而非阻止了他的政治议程。

邓聿文指出，总体而言，习近平的决策变得更加孤立，因为他越来越依赖一个由亲信组成的核心圈子，这不但增加了误判的风险，更将可控的挑战转化为系统性风险。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中共元老已经失去权力，并将此视为习近平巩固权力的一个注脚。

不过邓聿文认为，中共元老政治的消逝远比一个注脚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一个依赖僵化官僚规则和强大个人领导融合的体系，比依赖不成文权力平衡的体系要更为脆弱，因为领导人不再受到实质性的制衡。即使习近平之后的领导人再次寻求集体统治，党内元老也将缺乏权力制衡所需的崇高地位或人际网路。在这个远离革命的“黄金时代”，中国必须寄望那些不完美的替代方案——甚至是一些好运——发生制衡习近平的效果，在危机失控之前踩下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