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把加密货币的快速成长纳入国民经济核算(或称“国民账目”)之中? 这乍看之下似乎是纯技术性的问题，只有注册会计师、统计学家和宏观经济学家才会感兴趣。 然而，在金融创新与不确定性普遍存在的时代，加密货币却让我们对于如何定义产出、收入与经济成长产生了根本性的疑问。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思考国内生产毛额(GDP)实际上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答案在于“三角验证”(triangulation)概念：在事后(ex post)分析中，国民支出必须等于国民产出与国民收入。 简单来说，一个国家的花费，必须与其生产产出以及国民所得相符。

国民产出常被称为“附加价值毛额”，这个名词听起来相当正面，令人安心。 在实务上，组成GDP的数据是由数百名统计人员从无数来源东拼西凑而得。

怀疑论者可能会质疑这种计算方法的真实可靠程度，的确，其概念本身就有不少可议之处。 毕竟有些经济活动很难有意义地被视为具备“附加价值”。 例如，犯罪分子的收入金额向来难以确定，而其产出顶多只能说是微不足道，但他们确实会把赚来的钱花掉。 因此，虽然三角验证法力求科学的精确度，但在现实中，收入、产出与支出未必总能达成一致性。

核算国民收入的会计师明白，他们的估算永远不可能完全精准，因为黑社会与(非正式经济盛行的)灰色经济难免成为漏网之鱼。 然而，只要这些领域相对于正式经济保持稳定，经济成长数据仍大致可靠。 因此，大众可以信任统计机构报告的国家成长率，精确算到小数点后一位。

但加密货币“产业”在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 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Binance)为例，该公司2024年营收达168亿美元，全球雇员有数千人，他们的薪资与奖金被计入各自国家的国民收入。 与此同时，全球加密货币市场估值高达4万亿美元，超过英国GDP，导致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重新思考其在经济中的定位。

挑战在于该产业的活动应该属于哪一类国民账目。 正如凯恩斯学派教科书的解释，国民支出包括消费、投资、存货增加、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 加密货币支出应该归入哪个类别? 加密货币究竟如何被“消费”? 如果不能被消费，它又属于哪种支出?

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和其他加密货币(包括川普迷因币$TRUMP)的投资者坚称，加密货币及其他金融科技形式，代表对“未来”的投资。 但目前尚不清楚它们是否对国民产出有足够贡献而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投资，或者用宏观经济学术语来说，可以被视为是国内固定资本形成。 例如，加密货币挖矿虽然消耗大量电力，但却未必产生有意义的附加价值。

这个议题甚至已经被提交到联合国，也就是制定与协商国民收入核算标准的机构。 虽然听起来有些可笑，但确实有经济学家认真地主张，应该将加密货币挖矿所消耗的电力视为“资本形成”。 另一些人则认为，新产生的比特币可以归类为库存，因此属于“存货增加”。 截至目前为止，这场争论距离尘埃落定还很远。

购买加密货币并非投资于创新，而是押注于洗钱活动与全球灰色经济的成长。

加密货币的生存条件

加密货币往往在两种环境下会蓬勃发展。 第一种是失败国家，也就是没有单一权力机构可以有效控制局势、或法治与秩序彻底崩溃的国家。 在稳定国家中，货币由中央银行发行，其价值来自于政府担保其法定货币的地位。 相反的，失败国家往往既缺乏正常运作的中央银行，政府也缺乏落实相关规定的能力。

另一种加密货币盛行的环境，是不把贪腐当成问题的政权。 例如，川普家族成员与中东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家族，共同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获得20亿美元投资，注资他们的新创加密公司“世界自由金融”(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在此同时，尽管牵涉国安疑虑，威特科夫与川普仍同意放行向阿联酋销售先进AI芯片。

此类交易之所以能达成，一大原因在于加密货币的不透明性。 虽然所有权会记录在分布式账本(即区块链)上，但数字地址背后的真实身份通常仍是密而不宣。 这让洗钱与隐匿变得更为容易，因为警方、税务机关与政府廉政监管单位难以将交易行为对应到具体个人。

美国国税局自2015年起拥有调查权，可以相当程度掌握加密货币的持有情况。 然而，大多数国家的税务机关缺乏美国国税局的资源和专业知识。 即使在美国，如果川普政府按计划推行削减国税局预算并大幅减少执法人员数量，该机构的执行能力也将显著下滑。

当然，洗钱并非使用加密货币的唯一原因。 生活在失败国家的人民想要保护自身积蓄，却往往欠缺可靠的金融机构，因此加密货币成为颇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但与国际洗钱规模相较下，这类例子微不足道。 大量洗钱活动涉及来自失败国家的犯罪分子，透过巴拿马与黎巴嫩等国声名狼藉的金融机构，或经由新加坡、卢森堡与马耳他等地可疑组织转移资金。 这些资金最终流入美国、瑞士、英国等既定金融机构。

相较之下，国内洗钱的形式更为单调平凡。 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2016年著作《现金的诅咒》(The Curse of Cash)中指出，多数洗钱根本与加密货币无关，而是依赖个人之间的现金转移。 虽然金额相对较小，但在许多国家，长期流通的大面额钞票已成为犯罪地下世界与灰色经济的首选交易媒介。

加密货币提供大额现钞交易的替代选项。 罗格夫估计“非正式经济”的规模达20兆美元，这实在是惊人的天文数字，特别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算，全球GDP约为115兆美元。 虽然罗格夫的估算仍有争议，但无可否认，先进经济体的国民收入核算所采用的三角验证法，无法套用于非正式部门。 因此，罗格夫警告，统计机构在编制国民账目时，在某种程度上是依赖“有根据的推测”。

当然，很大比例的加密货币交易是出自于守法的个人，除了金融投机之外也没有什么邪恶动机。 有些人甚至可能因此致富，就像赛马场或赌场中的赌徒一样。 但无法忽视的事实是，币安创办人赵长鹏在2024年认下洗钱罪名后，在美国监狱服刑四个月。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检察官原本求处三年徒刑，本案主审法官则指出，赵长鹏“将币安的成长与获利，置于遵守美国法律与监管之上”。 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更直言不讳地表示，币安蓄意疏忽，使资金得以流向恐怖分子、网络罪犯与儿童性虐待者。

更广泛的启示显而易见：购买加密货币并非投资于创新，而是押注于洗钱活动与全球灰色经济的成长。

加密货币如何摧毁价值

委内瑞拉的例子显示，国家崩坏与国际犯罪往往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多年来的经济管理失当与政治混乱，导致委国人均收入崩跌逾70%，并引发大规模人口外流，最终成为组织犯罪活动的主要据点。 这些情况引发美国与委内瑞拉当前的冲突，川普政府指控委国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是“全球最有权势的毒枭之一”，并提出5000万美元悬赏可以让他被捕的信息。

毫不意外地，加密货币已成为委内瑞拉人民的救生索。 虽然玻利瓦(bolívar)仍是法定货币，但因灾难性货币政策而持续贬值，加上政府打击黑市美元交易，许多零售商被迫改透过币安、Airtm等平台接受加密货币支付。

表面上看来，这似乎不失有可取之处; 但实际上，加密货币同时也为马杜罗及其亲信提供绕过美国制裁的有效工具。 马杜罗甚至可能刻意鼓励加密货币在委内瑞拉仅存的正式经济体系中流通，因为这也可做为其政权的洗钱秘密渠道。

这凸显出英美等国国民收入核算所面临的挑战。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国民收入、支出与产出在事后应当相等。 三角验证法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提供一致性的经济活动衡量方式，但统计人员仍必须面对混乱的数据，以及理论与现实间的持续落差。 加密货币显然是理论与现实分道扬镳之处，其发行者与交易者并不构成真正的产业; 它们几乎不创造任何实质价值; 更糟的是，藉由助长洗钱活动，它们正在主动摧毁价值。

衡量经济活动的衡量工作，向来会因为非正式经济活动而变得复杂。 我记得1980年代一名英格兰银行经济学家曾说：“统计误差是经济体中最大的债权人。”随着加密货币市场持续繁荣，这句玩笑话如今听来几乎像是先知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