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统计，截至2024年5月1日，日本共有336,708名外国留学生（包括语言学校），比前一年增长了21%，超过了疫情前2019年的峰值，其中中国学生占比最高，达到了36.7%。曾经偏好欧美留学的家长们，将目光转向了日本，这条看似小众的留学赛道，如今已经人满为患。一些日本顶尖高校的课堂里，超过一半都是中国人。

“越来越拥挤了”

从一所211大学的日语系毕业五年后，文倩决定辞去北京的工作，去日本留学。当她开始搜集各类资料求助学长学姐时，才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早点申请修士——“去日本”这条留学赛道，比她毕业时已经拥挤了太多。

2018年本科毕业时，文倩顺利找到了一家还不错的公司，她便放弃了当时申请留学的想法。工作的前两年还比较顺利，但疫情发生后，文倩负责的许多与日本对接的项目都无法开展下去。到了2022年底，她的项目基本上名存实亡，每天上班的内容只是在“假装忙碌”。文倩也尝试过换工作，但工资待遇方面都不如人意，甚至不如自己现在的这份工作。迷茫之下，文倩当年想申请留学的想法逐渐重燃起来。

《安娜》剧照

她请教了一位比自己早一年毕业的学长，他当年只报了早稻田大学一所学校，也没有上语言学校，“随便写了个研究计划书，找学姐帮忙看了一下日语，就交上去了。”但文倩得到的信息并非如此。

不同于欧美国家，申请日本的修士（即国内的硕士），大部分需要参加相应的笔试和面试，即便部分项目免除了笔试，面试也需要在线下进行，只有少数大学可以通过线上面试。申请学校比较多时，靠旅游签证往返日本考试，大量材料的互相邮寄很不方便，部分学校还需要提交长期签证的在留卡。因此除了选择直接考试外，如今多数学生的选择是报名日本当地的语言学校，或者申请修士的预科旁听（在日本称为“研究生阶段”），主要目的是获取一个在日本长期停留的留学签证，最长可以申请两年。在此期间，学生可以学习日语，同时准备参加考试或找工作。

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统计，2024年日本就读语言学校的留学生达到了107，241人，创下自2011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历史最高。

日本的留学生数量也达到了历史新高，截至2024年5月1日，日本共有336,708名外国留学生（包括语言学校），比前一年增长了21%，超过了疫情前2019年的峰值，其中中国学生占比最高，达到36.7%。留学生数量的增加，带来的是录取难度的提升。以东京大学对外公布的报录比为例，文倩发现，自己想要报考的学科报录比，已经从疫情前的3比1变成了今年的接近5比1。而且每个学校对学生的偏好不同，东京大学更喜欢招旁听的研究生，这也意味着需要花大量精力准备预科的笔试、面试和材料，还要顶着一年后考不上的风险。

《垫底辣妹》剧照

于是，即使拥有日语能力考试最高级N1级别的合格证书，文倩还是选择了一家由中介推荐的语言学校，2023年10月正式来到东京。文倩报名的语言学校有对学历背景的筛选，属于质量较好的一类。她看到自己中介今年7月底就发朋友圈宣布，已经招满了明年4月入学的名额。

文倩在这所语言学校度过了一年半的申请时间。班级里最多时有16人，除了三四个来自东南亚的同学外，其余都是中国人，而且越到高阶班，中国人的比例越高。文倩发现，东南亚的同学大多数是为了找工作来读语言学校，而中国学生的目标几乎都是为了考学。和身边的同学聊天得知，尽管日本就业不太看重学历水平，但大家还是希望拿更高的学历，能给回国找工作留一条后路，这也是文倩自己的考虑。

来到语言学校后不久，文倩又被周围的同学“卷”着报了“塾”。用文倩的话说，就是“中国人开给中国人的补习班”。她身边认识的每个人都报了塾。文倩报的新闻学专业则被分到传媒学领域，有针对笔试知识点的班课，也帮助修改研究计划书和辅导面试的老师。

日本的硕士申请过程非常繁琐，每个学校的材料都有不同的要求和格式。准备材料期间，文倩几乎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在读论文和改论文。每次面试前，她都要准备八千多字的稿件，三十多个问题模拟。在这样的努力下，文倩第二年春天申请了三所学校，拿到了一个offer，直到秋天拿下早稻田大学的录取，她才放下心来。

《龙樱2》剧照

根据JASSO统计，早稻田大学也是日本接收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大学，排名第二、三位的则是东京大学和立命馆大学。入学后，文倩发现自己班里的中国学生比例很夸张，16人里有10个是中国人，还有一个和她类似情况的“大龄留学生”，其他六个日本人里，有四个已经工作的“叔叔阿姨”，年纪比文倩都大很多，只有两个年轻的日本应届生。

日本大学的报考体系自成一派，以往更多是愿意学习日语的学生的选择，但现在也有更多人盯上了为数不多的英文项目。为了吸收全球顶尖人才，日本政府首先在三十多所顶尖大学推行全英文授课课程，早期称法是G30或SGU项目（Super Global University 超级全球大学）。现在的全英文授课项目已经不局限于早期的SGU，在更多大学都有开设，报考流程更接近欧美大学的申请模式，不再需要统一笔试，成为了一种更快捷的日本留学选择。

周昊曾在国内一家较早参与SGU项目申请的工作室工作，已经从事了八年的申请业务，他注意到2022年后，也有更多人涌入后台向他咨询SGU项目。周昊告诉本刊，相比日语项目，SGU项目的招生体量较少，“中国留学生抢夺的核心项目，招生总量也就在三五百人，可能和比英国一个学校招生总数都少。”SGU项目面向全球，但中国学生依然是申请大军的主流，周昊估计，超过3/4都不算夸张。

《对不起青春》剧照

刚入行时，周昊帮不少“双非”本科的学生申请进了不错的学校，但近两年来，几乎都没有“双非”的学生来向他咨询申请头部校，“大家都被网上的信息吓到，不敢申请了。”“2018年体感早稻田大学的一些项目录取率接近50%，而现在可能只有20%到30%，庆应大学的部分项目录取率已经到了个位数。”

顶尖大学的申请者更是卷出了新高度。“中国学生几乎把所有能通过考试改变的维度都顶满了，”周昊介绍，东京大学的某SGU项目对外公布的录取率是15%左右，但中国申请人不少是清华北大的高绩点学生，“他们的托福、GRE都是接近满分的状态，比美硕的很多头部项目还要激烈。”

转向

周昊曾经指导过一所中外合作办学大学的学生申请日本项目，后来这位学生又给他介绍了更多这所学校的学生。他很惊讶，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最差也能申请合作的英国大学作为保底，但很多家庭已经把日本视作更有性价比、更安全的选择。

孙悦是在读研时决定从澳洲来到日本的。最初她考虑日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喜欢二次元和日本流行音乐，每年看演唱会每年就要来日本旅游两三趟。但真正决定生活在日本时，孙悦发现这里可能比澳洲更适合她留下。

可是，澳洲移民已经不像十几年前那么简单，以建筑师行业为例，孙悦刚上学时，建筑师既是联邦的移民职业也是维多利亚州的移民职业，但到她毕业那一年，墨尔本所在的维州建筑师已经饱和。那年毕业的建筑系学生面临的选择就是回国，或者搬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努力通过加分留下。“这非常看运气，今年昆士兰宣布办奥运会，才又招了一批建筑师，我的很多同学才被从低谷捞上来。”孙悦说。

《过往人生》剧照

孙悦曾比较过两国的移民政策，她认为拿到日本的永住资格相对更容易。日本的永住不限制行业，学历、年龄、薪资都属于积分项目，如果像孙悦一样从比较好的大学毕业，应届找到工作，拿到符合要求的薪资，一年就可以达到申请标准。

从经济上看，这似乎也是更划算的选择。孙悦在澳洲的本科大学每年学费要交15万左右，而日本只需要60万日元，大约3万人民币。随着日元贬值，这个价格对中国学生更加友好，孙悦在澳洲和日本每月的住宿和生活费支出也差不多，都在一万元人民币左右。

但让孙悦哭笑不得是，她发现自己的读研实际上“降级了”。在刚申请时，这所学校和她本科的学校排名旗鼓相当，但在之后的几年里本科排名开始上升，硕士反而在下降，而这还是日本今年仅有的四所进入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

不过这对于留日找工作的影响并不大，毕业后，孙悦认为自己找工作的体验比国内和澳洲容易得多。“在澳洲没有绿卡，找工作也很有压力。”日本对专业要求并不严格，孙悦没有找建筑行业的工作，投了12家公司，大部分都进入了面试。

《继承者们》剧照

孙悦的果断让她赶在了疫情开放的留学浪潮前，申请到了日本顶级的国立大学的英文授课项目。和孙悦同期入学的二十多个人里有十多个中国人。她后来听说，现在国内考进来的几乎都是985院校的学生。

她发现，和她做出相似选择的留学生很多。她在网上结识许多这样的朋友。有一次，她参加演唱会，旁边坐着个中国女孩。女孩告诉她，说自己原本在国内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到美国读研，但毕业发现工作太难找了，于是又辗转来到了日本。

“上岸”之后

当许多人在不断涌入日本的同时，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已经想要逃离“围城”，有人自嘲自己“能保持现在的精神状态，已经很厉害了”。

叶知差不多和孙悦同时到日本留学，今年在东京大学读博士三年级，还有一年即将毕业。她记得自己在高三时看了日剧《龙樱》，剧里的“差生”们以东京大学为目标努力，给了她很大鼓舞，这让叶知一直想去东京大学看一看。

叶知对特摄电影很感兴趣，在来日本的第一年参加了很多展览活动，但这些新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在日本的第五个年头，她开始认真考虑自己毕业后的去留问题。

《龙樱》剧照

东京大学既是日本最顶尖的学府，也是留学生数量排名第二的学校。据叶知介绍，留学生主要集中在修士和博士阶段，她所在的专业有一半博士都是中国人。但叶知导师的研究室一直满员，在她之后几乎就没再接收过留学生，这让她成为了专业里的一个另类——她是自己所在实验室里唯一的留学生，也是少数的几个女生。作为一个社交精力有限的理工科学生，身处日本人圈子的文化冲击超出了她的想象。

一个直观的问题来自语言。叶知是上海人，她觉得身边东京大学的同学们，英语甚至不如自己高中同学。在准备去往日本时，叶知向导师提起过语言的担忧，她担心自己的日语不足以听懂生物学的相关术语。导师当时告诉她，不必担心，可以让同学们讲英语。但叶知现在已经认清了现实，这完全不可能，她最终还得靠自己学日语跟上同学们的进度。

“按理说，我早就应该适应了，但实际上并没有。”不久前的一次论文分享会上，老师们要求用英语发言，叶知发现日本同学的日式英语虽然有严重的口音和语法错误，但互相都能听懂。可轮到叶知时，她的语速稍微快一些，下面的同学们就跟不上，随后开始互相用日语讨论，问叶知是不是这回事。这次又轮到叶知听不懂，不得不让同学再用英语重新解释。那天，台上的叶知非常尴尬和难堪，因为实验室人多，每人的发言时间有限，叶知怀疑他们其实根本没听懂自己在讲什么。

和同学为数不多的交流，还让叶知感受到对女性和外国人的不友好。她曾和一个日本师妹聊天，对方明确告诉她自己想在毕业后做家庭主妇，不想工作。她还经常听到同学们说“小话”，听说某个实验室新来的女生占了一半，“好恐怖”。即便表面态度客气，叶知还会被日本同学随口说的“我觉得你都跟日本人差不多了”的话刺到，感到非常不舒服，“他们可能以为是在夸我吧。”

《重启人生》剧照

叶知和实验室的其他人似乎是隔绝的，据她所知这也不稀奇。她隔壁实验室里中国留学生占到了一半，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的社交圈也几乎是泾渭分明。两个月前，叶知到瑞士参加学术会议，才久违地感受到了“活人感”。她才发现自己原来可以很快就和欧美的同学搭上话，聊一些生活琐事，这在她和和日本同学相处中是很难做到的。

成年后融入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文化背景是很多人在真正进入前很难具体想象的事情，但对于现实生活又无孔不入。”周昊说，日本社会的人际关系、相处方式，以及有些让人透不过气的隐形压力，在一个外国人试图成为其中一份子时，会变得格外强烈。

孙悦也曾在读研时遭遇不愉快的导师和研究室气氛，但也在一个就业指导的公益组织里，得到了一个素不相识的日本学姐非常细心的帮助。没有任何报酬，这些学长学姐晚上十点也抽出时间陪她练习面试，还帮她改了很多版文书。这让她对曾经诟病的日本前后辈文化产生了改观。

孙悦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社交模式。她在与同事保持互不打扰的距离，但她其实很爱交朋友，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圈，大多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日本朋友很少，她也不强求。在澳洲的生活让孙悦认为，所谓的“融入”是一个伪概念。相比日本，澳洲是一个更多元化的社会，但也有很多人一辈子只在自己狭小的社交圈里生活。作为外来者，她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去刻意融入一个让自己并不舒适的圈子。

《青春之旅》剧照

博士毕业的叶知找工作也并不顺利。她的日本同学毕业后都非常均匀地分布在日本最大的两家药企，看起来一投一个准，这让她错估了找工作的难度。她和周围认识的留学生投给这些顶尖药企的简历，几乎都是一轮游，连简历关都没过。后来她看到了公示，一家公司第一批招的50个学生里，只有一个是外国人。叶知同时投了8家顶尖的制药公司和医药咨询公司，最后一个面试邀请也没有收到。

日本大学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8%的神话并不完全适用于留学生。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4年的报告，日本的国际学生在毕业后 5 年内留在日本的比例为 30-40%，这一比例高于包括瑞士、荷兰、英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但低于加拿大和德国。叶知周围留在日本工作的中国学生，大多降低了岗位预期，选择腰部的制药公司就业，其他则选择了回国。

日本的收入也没有达到许多人的期待。在日本找工作的应届毕业生叫做“新卒”。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4年度《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日本大学毕业新卒的平均起薪约为28万日元/月，平均年收入约在350万日元左右（税前），大约17万人民币。孙悦所在的外企属于比较热门的IT行业，与她同期入职的同事税前年薪在600万日元左右，税后大约23万人民币。

叶知即便是以博士学位找到工作，年薪也在500万日元左右，与叶知的预期相差甚远。据她所知，她在国内博士毕业的学长在药企工作，年薪也在30到50万人民币。日元贬值带来的不只是学费的下降的利好，还有毕业后工资下降的现实问题。由于日元贬值，孙悦毕业后的工作收入也跟着缩水，而澳洲却在涨薪。

疫情后，周昊接到了更多已经工作了两三年，或四五年的“社会人”的咨询。他们有很多人都在外人看来收入不错的公司，工作也很体面，但他们急迫地想通过留学改变自己的疲于奔命的生活，甚至脱离原生家庭的掌控。每当遇到这样的客户，周昊一般都会建议对方先去日本旅游体会：你真的了解日本的现状吗？了解在日本生活的感受吗？

《异国日记》剧照

周昊今年有一个学生刚刚到日本入学。她从国内一所财经类211毕业，曾经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在目睹自己的朋友从事务所辞职考公，上岸后又陷入了新的存在焦虑后，她决定改变人生轨迹。她坚持认为，在日本工作，“不需要很多钱，但是有足够的时间去享受独立的人生”。

但来到日本“重启人生”，不代表着年龄问题就随之消失了。

文倩加了一些就业经验群，其他人告诉她，不少企业默认的“新卒”，并不包括工作后重新读书的文倩，她还需要找招收“中途”的工作，也就是转职。但相比新卒，转职类的工作岗位需求时间随机，通常需要招聘后马上入职。林舟比文倩早了两年辞职来到日本，他在国内的工作经历不适用于日本，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投了两三百家公司，才最终确定了自己现在的工作。

周昊理解，许多人想要从高压状态下挣脱的冲动，常有人对他说，自己来到日本是想要“躺平”。“人们在没去围城前，都对彼岸有一些美好的想象，”周昊说，“但这条路上也会有很多难熬的时间，这些努力是无法逃避的。”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采访对象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