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冷战格局逐渐凝固的当下，西方世界，尤其是以美国为战略中枢的自由阵营，显然已下定决心切断中共赖以崛起的全球化脐带，不再容许其在世界体系中继续搭乘“全球化”的快车，借由破坏开放市场与国际规则反哺自身的威权扩张。回望中国加入世贸的数十年，中国依托西方市场的全面开放、资本与技术的持续涌入，成功构筑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进而积累了庞大的工业能力与财政储备。然而，这一经济奇迹的隐性前提，是对自由秩序的最低接纳与对国际规则的基本遵守。而中共政权，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北京在国内外一系列政策上摧毁了这种前提——无论是对内的极权收紧，还是对外的技术攫取与地缘扩张，都使得西方意识到，长期奉行的“对华接触战略”不仅未能促成共产中国的政治开放，反而塑造了一个系统性挑战自由世界的威权巨兽，正如尼克松晚年所担忧的那样，这是一头难以控制的“科学怪物”。

于是，“遏制共产中国”成为跨大西洋共识，“产业脱钩”由政策讨论转为战略现实，几乎切断了北京重返旧日全球化轨道的可能性。从尖端芯片到关键原材料，从资本流向到产业链重构，自由世界正在系统性拆解对中共的战略依赖。绞杀中共独裁政权操控下的政经巨兽正在成为全球主流社会的共识。对于共产中国而言，这种外部环境的急速收缩，意味着一次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断氧”过程。在出口受阻、外资撤离、核心技术受限的三重夹击下，长期积累的内部问题集中爆发：房地产泡沫加速破裂，金融体系承受系统性风险；地方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难以为继；青年失业率屡创新高，“高学历无用”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普遍困境。而最具深远社会风险的，是数以千万计失去城市岗位、被迫返乡的民工浪潮——一个正在形成、充满不确定性、历史上屡次改写中国政治版图的”流民阶层”。大批失业的民工被迫返乡，他们带回的，不只是经济困境，还有心理上的挫败与对中共主导的现行社会秩序的强烈不满。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原本可被视为孤立个案的社会冲突，往往会被放大、加速，最终演变为冲击整个政权合法性的引爆点。四川江油校园霸凌案，表面只是几名女孩对同龄人实施围殴、羞辱并拍摄扩散的校园暴力事件；在传统叙事里，这类案件往往被简单归因于家庭教育缺失、学校监管疏漏，甚至用一句“孩子不懂事”轻描淡写地盖过。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冲击、中国与欧洲因中共尤其习近平力挺普京而裂痕加深、经济下行与就业紧缩交织的大环境中，社会的不满情绪和结构性压力不断累积，返乡民工潮与城乡资源失衡更是推高了基层矛盾的烈度。”江油事件”，正是这种多重张力在最脆弱群体中的一次集中爆发。

危险的”流民阶层” 与中共政权的严控

在国家逐步开放并且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农民以及小城市的居民，早已不是毛泽东时代那个信息封闭、思想单一、被革命叙事捏塑成的“无产阶级”。他们是新一代的流动劳动者，曾在城市化浪潮中为中国的工业奇迹添砖加瓦。他们在流水线上熟练操作，在快递、建筑、制造业的末端奔波数十年。他们见识了现代社会的秩序与效率，也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了法律、维权、公民权利等现代观念。他们通过智能手机接入信息社会，观看全球动态，熟知底层人民在不同体制下的尊严差异。他们曾深信只要努力，就能融入城市、改善命运。但如今，他们被抛出了城市。房地产泡沫破裂、出口订单锐减、民营经济凋敝——在全球产业链断裂与国内治理混乱的双重作用下，海量民工失去了工作，被迫返乡。而返乡之后，他们面对的不是归属感的回归，而是彻底的断裂与失落：凋敝的乡村早已无法承载他们的生活需求，土地流失、农业空心、基础设施滞后让他们变成“无所归属者”；而制度性的城乡壁垒又剥夺了他们重新融入城市的路径。他们的身份被贬低，他们的希望被掏空。他们知道世界可以更公平，但却亲历了社会的反向淘汰；他们知晓自由为何物，却无法争取哪怕一份基本保障; 他们知道更好的制度，却无法拥有；他们曾被城市利用，如今却被彻底抛弃。事实上，是他们把中国推上了 “世界工厂”的位置，他们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主力军，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承载着社会最深的焦虑，以至于不可能不愤怒，也逐渐成为中共政权合法性裂缝中最不安分的一群人。

中共是否意识到自身制度存在的结构性裂缝？当然。为何要铁腕镇压香港？答案正隐藏在中共对“边缘裂变”的根深恐惧中。香港，作为共产中国体系内与全球联系最紧密的节点，一直代表着一种“另种中国可能性”：言论自由、司法独立、资本开放。这套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共一党体制的无声质疑。2019年反送中运动所激发的庞大民意与国际共鸣，让北京如临大敌。中共深知，一旦香港这一制度范式和抗争方式得以延续，将可能成为撼动专制秩序的突破口。因此，习近平选择派出强硬的“警察治港”代表李家超主政，彻底粉碎香港的制度自治，封死一切制度试验与边缘突破的空间。这种反应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阴影。19世纪中叶，清朝在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打开国门，西方商品汹涌而入，摧毁了珠三角的土布经济，大批手工业者与农民失去生计，最终在洪秀全的号召下爆发太平天国起义，一度席卷半个中国，几乎推翻清廷。这段历史，深刻提醒着共产中国的统治者——南方沿海一旦成为制度动荡的引爆点，后果难以控制。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后，珠三角长期依赖外需、外资与国际分工，制造和出口密度高，供应链节点密集，是全球电子、家电、服装等产业的重要“装配工厂”。这种高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特性，使其在面对外部关税与地缘政治冲击时暴露出显著脆弱性， 即需求骤减或关税上调会立即传导到订单、产能与就业上。贸易战及随后的关税威胁使得面向美欧市场的订单明显萎缩；采购方为规避关税或分散风险，开始要求价格让利或迁移产线至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替代地”。媒体与调查显示，不少珠三角中小制造商首当其冲：订单被压缩、利润率被挤薄，部分厂商被迫将产能迁出或缩减规模。贸易冲击促使整条供应链重构：一方面，劳动密集、低附加值的组装环节部分迁出；另一方面，珠三角开始面临“产业链上移”的压力——要么向高端制造、研发与品牌服务转型，要么面对被挤出全球分工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返乡民工群体的失业、边缘化与现代性冲击必然会是新的“民变种子”。他们接触过城市、见识过自由，对制度形成了比较，一旦这种群体积蓄出愤怒与集体意识，可能会成为对中共政权真正的颠覆性挑战。因此，北京才会对香港，红色帝国的东南角，保持近乎偏执的控制。香港问题，不只是区域治理的问题，而是整个共产中国体制稳定性的试金石。《国安法》等一系列高压手段，皆为防范边缘火星变为燎原之势。而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的自由，也许永远地消失了。

江油事件：很可能是”新流民阶层”走向历史前台的信号

2022年11月，共产中国多地爆发了被称为“白纸运动”的抗议浪潮。抗议者以空白纸张反对政府的“清零”政策，象征言论被封杀的无声抗争。数千人在北京、上海等城市集会，高呼“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等口号，成为自1989年天安门以来最公开、最集中的示威行动之一，也是民间社会 对权力结构的首次全国性觉醒。尽管这些抗议最终遭到了严厉镇压，并迅速被官方话语体系切割与屏蔽 ，但显然已对政权产生实质影响——其后当局突然放弃了持续三年的”清零“策略 。更重要的是，这场抗议打破了信息厄制中的集体恐惧，唤醒了“权力可替代性”的社会认知——即失望不仅指向政策本身，也指向中共体制内缺乏更替机制的封闭结构。在许多国家，领导人若治理失败，可以通过选票更替；但在共产中国，权力结构封闭，问责机制缺失，导致对最高领导的失望演变为“必须下台”的直白诉求。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否定，更是对整个体制“不可更换”的深刻质疑。他们所要求的，不仅仅是结束封控，而是获得“作为公民”的尊严与权利。而这正是一个社会走向真正现代化、成熟国家所必须经历的觉醒过程。 “白纸运动”的怒火才过去不久，谁都不会想到”江油事件” 会成为又一个举世瞩目的引爆点。

2025年7月，四川江油一名14岁中学生遭同学辱骂殴打的事件在网络引发强烈关注。警方将其定为“轻微伤”的处理方式被公众认为包庇，引发大规模愤怒式示威。这一抗议在世界范围立即引起高度关注，因为现场有民众高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另外，一段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获得《纽约时报》确认的视频显示，民众在整齐列阵的警察面前高声呼喊“反对霸凌”，同时高举“还我民主！”的口号牌，表达强烈的诉求，也就是局势迅速升级为政治性抗议。这次抗议出现在并非大都市的底层小县市，参与者并非高校精英，而是普通民众，凸显了政治觉醒正从特定阶层向更广泛社会扩散的特征。”江油事件”中出现的政治口号也说明普通民众已意识到，问题不在于哪一个公安、哪个市政府，而在于体制根本不想保护他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人的权利。江油，在中国版图上地处偏远微不足道，但也正因为如此，她的愤怒，才代表了广袤中国最真实、最沉默群体的愤怒。

从流出海外的视频观察，主导江油抗议的群体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被伤害家庭的愤怒父母亲友与同等处境的家庭。

校园霸凌事件引发的，不只是对孩子受伤的痛惜，更是对整个社会“无能保护”机制的绝望。在一个缺乏司法独立、地方警察对施暴者予以包庇的系统中，父母对子女生命安全的焦虑迅速转化为一种原始而坚定的抗争本能。

第二类，是沉默已久的社会底层。

他们原本只是想活下去，不敢奢望也不懂“改革”或“自由”。在长期失业、通胀压力、教育与医疗资源极度紧张的现实下，他们被边缘化、被无视，也早已学会在沉默中生存。但江油事件击中了他们的底线。当政权连“维持秩序”与“保护弱者”都无法保障时，那种原来压抑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不是他们变得激进，而是他们忍耐不下去了。yibaochina.com

第三类，是本地青年与边缘化工人阶层——共产中国的最危险、也最被忽视的 “新流民阶层”。

他们没有光鲜学历，也不拥有权威的舆论平台；他们不属于“城市精英”，并且也长期被边缘化。然而，很多的他们曾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石，用青春与血汗筑起“世界工厂”的奇迹，却在时代转型中被抛弃，被抹去，被遗忘。他们的愤怒，不是一时情绪，而是被长期剥夺后，要系统性清算现政权的动力。他们已经没有太多可失去的东西，因此也是最具爆发力的一群人。

这三类群体的联动，让”江油事件”不再是偶发的维稳难题，而更类似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社会地震。它揭示了一个关键现实：中国最底部的人群，正在因为被压迫而自发地带有政治色彩的动员起来。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在体制裂缝中迅速成长为一股不稳定却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历史反复证明：真正决定朝代更替的，不是皇权之争，而是民心之变。当江油县城的底层民众开始自发喊出“下台”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懂得宪政民主，而是因为他们明白：这个制度再不改变，就会彻底摧毁他们的生存基础。正如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在王朝易代的过程中起的重要作用一样，无数像江油抗议者一样愤怒的边缘人群，往往就是中国未来方向的重要参与者。即使他们现在还没有完整的政治语言，却明显已经有了改变中共苦心经营体制的意志。

江油校园霸凌事件，表面上看是一起地方性的青少年暴力案件，实则如同击穿社会神经的蝴蝶扇动之翼，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对体制失能、司法不公与社会不平等的集体愤怒。事件之所以引发罕见的社会群体联动和政治口号的公开喊出，并非偶然，而是对过去中共体制系统性压抑与失望的集中爆发。从白纸运动到江油抗议，人民在广泛性的质疑中共整个制度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主导江油风暴的三股力量——被伤害家庭、沉默的底层群众、新流民阶层（无疑是主导力量） 代表着共产中国底层社会的反抗实践，也预示着未来中国变革的潜在动力之所在。正是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中国社会开始觉醒的征兆：普通人民也开始意识到，他们有权愤怒，有权质问，有权要求权力的替代与问责。

江油不是终点，而是又一次警示。如果中共制度仍以维稳保权为唯一逻辑，无视人民深层的焦虑与创伤，那么这个冷漠、技术至上、缺乏人文温度与制度约束的国家机器，终将被国际和国内的力量绞杀。通俗的说，会死得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