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她在，我心里踏实。”

诊室外的长椅上，78岁的周奶奶等待叫号，而她口中的“她”是陪诊师汤孝琴，她要陪独居老人周奶奶检查身体。从挂号窗口到诊室，再到药房，她熟练地穿梭在医院的楼梯间和走廊，不时蹲下身向老人解释下一个步骤。

在上海，这座户籍老人占比近40%的超大城市，像汤孝琴这样的持证陪诊师已超千人。今年2月，上海制定了《上海老年人助医陪诊服务试点方案》，计划在浦东、杨浦、松江、徐汇、长宁、普陀、静安、虹口、黄浦等9个区启动陪诊服务试点。从街道志愿者到市场化服务，从“跑腿代劳”到专业分级，上海试图通过政策引导、职业培训和行业规范，破解老年人“就医难”的痛点。

陪同挂号、引导就医、跑腿拿药......陪诊师进入大众视野已有数年时间。随着老龄化趋势加剧和健康意识的提升，这个行业迎来了发展期。然而，网络上也充斥着对乱象的吐槽：陪诊师，真能当好老人的“临时子女”？这个新兴行业究竟如何运作，又面临哪些真实挑战？

繁荣下的迷雾，陪诊师的现实与困境

陪诊服务的概念并非本土原创，它最先起源于美国的“患者导航”（Patient Navigation,PN）计划，由纽约市Harold Freeman医生及其团队在1990年首次提出并实施，随后在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推广应用。2023年6月，中国医药教育协会（China Medicine Education Association,CMEA）发布《陪诊师职业技能规范》，才正式将陪诊师定义为：为老年病患、孕产妇以及行动不便或不便独立去医院就诊者，提供协助挂号、问诊、检查、带药、以及预约住院等服务的群体或个人。可见中国的陪诊师行业起步较慢，但这也并不影响该行业近几年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2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1亿。此外，老年人进入60岁以后，身体机能和免疫力下降，患病概率增加。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慢性病率超过78%；《2024年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调查研究报告》也显示，老年人患病率是总人口平均水平的4倍，带病生存时间达8年多。“病有所医”直接关系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但现实是，家庭结构小型化、子女外出就业等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常态，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主动或被动地过着独居生活，老年人就医也面临着重重阻碍。淘宝数据显示，2022年里有2.6万人次通过淘宝搜索“陪诊”。

2018-2023年中国陪诊服务人次及市场规模统计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智研咨询整理

新需求催生新市场，新市场催生新服务。2023年，陪诊相关企业注册量同比增加59.8%至385家，陪诊服务人次达434.3万人次，市场规模达7.47亿元。而2023年中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95.6亿人次，同比增长13.5%，庞大的潜在需求群体为陪诊服务行业发展带来广阔的增长空间。 

中国陪诊服务行业主要厂商分布图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智研咨询整理

然而，繁荣的表象下，是尚未厘清的混沌。目前陪诊市场格局高度分散，超90%的企业注册资本不足500万，缺乏引领品牌。更根本的挑战在于“身份不明”。

目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尚未收录“陪诊师”，也并无官方颁布的“陪诊师证书”。因此，某些不良机构趁机“钻空子”，通过夸大宣传来吸引学员，诱导学员考取所谓的“陪诊师资格证”，甚至让学员花钱购买“证书”，证书就像超市小票一样被打印出来。

收费混乱是另一重迷雾。相似的服务，价格可能相差数倍，服务提供方容易利用信息差控制服务价格，消费者处于被动状态。在陪诊服务的具体内容上，“陪诊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至今也没有确切的规定和统一的标准。

“无准入门槛，无服务标准，无主管单位”，专家口中的“三无”状态，正是这个新兴业态最真实的尴尬。这看似矛盾的行业图景并非偶然，其根源是深植于社会结构变迁与医疗体系转型的土壤之中。

缝隙中生长，陪诊师因何而生？

要知道，陪诊行业是近几年才逐渐发展起来，并为人们所了解的。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老龄化加剧，家庭结构也随之改变。在过去，家庭代际同住率高，子女可承担陪诊责任；而如今“421家庭结构”（4老人+2父母+1孩子）成为主流，子女在异地就业与父母养老需求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这种“银发海啸”与“家庭空巢化”的叠加效应，使陪诊服务从可选消费变为生存刚需。社会陪诊员提供的“代问诊”“报告解读”等服务，既节省了时间成本，也缓解了年轻人的心理负担。

此外，医疗流程的复杂与“信息壁垒”让空巢老人难以成功就诊。三甲医院动辄数十个科室、复杂的分时段预约系统，让初次就诊者手足无措。

《2024年老年友善医疗微改造需求洞察报告》指出，老年就医现存5个“需要”问题亟待解决，其中之一就是就医流程复杂，超九成受访老人需要陪诊。医院导诊台仅提供基础指引，无法满足跨科室协调、病情解读等深度需求。而陪诊师凭借对医院流程的熟悉，能快速规划就诊路线，甚至通过“病历整理”“检查项目预判”等增值服务，提升就诊效率。

行业的低门槛，恰逢就业环境的转型期，吸引着各路人员涌入：不堪工作重负的护士、护工，带着医疗背景提供专业服务；家政、养老从业者拓展业务，摸索“家政+医疗”的新路；寻求灵活收入的宝妈、退休人员、大学生也加入兼职行列。疫情更是短期催热了需求。

与此同时，美团、阿里健康等平台经济的介入，推动着陪诊服务标准化，进一步降低了入行门槛，加速了行业扩张。

老龄化需求、医疗流程的复杂、就业环境的转型等多种现实需求催生出陪诊师这样一个庞大市场。而陪诊师这一场“临时子女”的角色扮演，照见的是社会养老与医疗服务衔接的缝隙，也映出新兴行业在混沌中求存的无奈。陪诊师行业能否成为照见医疗服务缺口与就业新局的镜子？答案，藏在规范与温度的平衡里。

“临时子女”的服务密码，自营深耕与平台连接

陪诊服务，作为填补老龄化社会就医亲情缺口的新兴力量，其运作模式在实践中不断演化。纵观当前市场格局，主要形成了自营模式和平台模式两大路径，它们以不同的逻辑构建着“临时子女”的服务版图，共同回应着3.1亿老人的迫切需求。

在自营模式下，陪诊服务的提供者，无论是专门的陪诊公司，还是像养老机构、家政公司，他们都直接管理着自己的陪诊师团队。他们全程把控服务流程，目标是建立自己的服务品牌，直接面向个人用户或者B端机构提供服务。

自营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对服务质量与效率的深度把控。当然，自营也面临挑战：组建和管理专业团队成本较高；赢得用户信任，尤其是在涉及老人健康与情感的领域，需要持续投入。对他们而言，如何在扩大规模时不丢掉那份温度与品质，是一道现实考题。

不同于自营模式，平台模式则扮演着“连接器”的角色。美团、阿里健康等互联网平台构建了一个供需匹配的市场。它们不直接雇佣陪诊师，而是吸引大量个体从业者，如转型的护士、护工、家政员，甚至兼职的宝妈、大学生，或小型工作室入驻，利用智能算法在海量需求和分散供给之间架桥，通过抽佣或收取平台费盈利。

平台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技术带来的效率和透明。通过数字化工具，平台能实现服务过程的实时追踪，信息同步和用户评价反馈，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属的担忧，增强了信任感。同时，平台大大降低了行业门槛，为灵活就业创造了机会。

当然，平台模式也面临挑战。对平台上众多独立陪诊师的服务质量进行有效管控和标准化，是持续的压力。服务中若出现问题，平台、陪诊师、用户三方责任如何界定，常显模糊。

现实中，自营与平台并非泾渭分明，融合趋势明显。自营机构可能入驻平台拓展客源，平台也在寻求与专业自营团队或医疗机构合作提升品质。医院通过小程序与平台合作提供线上指引，或与本地专业公司合作提供深度服务，都是模式融合的体现。

无论模式如何演化，“临时子女”要真正温暖可靠，离不开三个核心密码：专业、规范、共情。

陪诊师以临时之姿，努力缝合着老人就医路上的亲情缺口。当老龄化浪潮翻涌，这“临时子女”的身影，是社会互助的微光，更是叩问：我们能否让这份临时的暖，成为照护体系里，永不熄灭的长明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