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美中贸易战启动以来，中国经济陷入了双重战场：一方面，是与美国日益激烈的贸易战与科技脱钩、在华外资大量撤离、新外资也不断减少、供应链重组似已成新常态;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境内各省市间，为了争夺有限经济资源引发的恶性竞争，日趋恶化。 在对外经济形势与地缘政治严峻之际，中国内部发展资源和动能枯竭下，一场激烈竞逐的中国经济内战，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一、从经济外战转向经济内战

美中脱钩已非假设，而从近期贸易数据与企业布局可见其具体实现。 美国从关税战、科技禁运、教育脱钩到资本撤出，全方位对中国构筑起“川普式高墙”。 根据中国官方外汇数据，2021至2024年间外资流入急剧下滑; 从2021年约3000亿美元（以下单位同），到2022年不足2000亿、2023年约为500亿元，及至2024年不足200亿。 苹果更多产品转向印度生产、微软或丰田等跨国企业纷纷裁员或撤资、英伟达禁止高端芯片出口到中国、赴美的中国留学人数从高峰2019年的37万，大降约4分之1至目前27万余人。

尽管中国官方辩称外资大规模撤出并非事实，并以“数据上下波动是符合经济学规律”、“一些没有跟上中国市场变化的外资撤出了，更多技术含量高的外资进来了”等说法强力回击。 但残酷的事实是，过去仰赖出口导向与外资推动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确实严重受阻。 美中之间的战略脱钩虽没有完全封锁，但经贸、科技、金融等冷战式竞争已成定局。 当前中国已难以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中获益，毕竟华府对北京的经济“外战”，显已带给中国在资金、技术、人才与市场的巨大冲击，迫使中共更为转向内循环经济，也为中国的经济“内战”拉开残酷的序幕。

二、掠夺式治理的经济内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透过低成本制造、全球供应链整合、优惠的地方政策扶持，大力发展区域经济，构建世界工厂的亮丽角色。 这种以出口创汇的发展模式，为地方政府和国家财政，注入稳定的财政收入、创造无数的就业机会，增进社会稳定与强化了共产政权的正当性。

然而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此前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却正蜕变为中国地方间的资源战争。 除东南沿海省市持续利用先发优势，努力吸纳外资企业外，内陆省份则试图透过中央政府的补贴，甚至以不惜低价出让土地、给予税收返还、提供巨额补贴等方式，抢企业、抢项目、抢投资机会。 于是，各地高举招商引资的大旗，建设各式各样的产业园区，特别是标榜以“高质量发展”的“造芯潮”（半导体芯片厂）、新能源车、光电、人工智能等产业类别，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结果，最终导致大量园区空置。

截至2024年底，全国产业园区总数逾8万家，预计在今年所有产业园区供应面积会突破62亿平方米，其中更有30%的闲置率的鬼园区。 究其原因，地方领导为求政绩，争抢中央有限资本的挹注，跟风盲目地开发高新技术园区。 为求KPI绩效达标，往往企业来时领补贴、租税返还，一旦企业走时留下地方基础设施开发成本与债务泡沫。 这不但加剧早已产能过剩的情况，也进一步导致资源错配与严重浪费，让地方政府陷入“赚不到钱、收不回贷”的恶性循环。 地方政府间内卷式竞争的零和博弈，其本质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内战。

当招商模式越加低效、内外部发展资源枯竭、政府债务高筑时，地方政府便难以再扮演公共服务者; 他们甚至退化成为了自我生存的掠夺者、压榨者。 近年来层出不穷的《乱罚滥罚》、《刑化债务》与“远洋捕捞”等现象，正凸显中国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下，或是变相掠夺民间资源，抑或一边撒钱招商，一边偷挖邻省市墙脚的“互害式招商”。

在乱罚滥罚上，地方政府将法律工具化，以公权力向民间攫取任何的财政养分。 他们往往穷尽各种荒诞、离谱的惩罚手段，从百姓身上榨取罚款或没入财产，以创造“非税收入”，弥补地方低迷的财政。 网上出现的经典荒诞案例如：自行车无牌上路罚款五十元（人民币，下同）、后车厢放置六颗西瓜罚款二百元、卖菜赚廿一元遭罚十一万元，皆能充盈早已亏空的地方财政。

在刑化债务上，地方政府因各项建设或“面子工程”等原因，在固有土地财政失灵下，无力偿还拖欠民营企业家的债务下，转以刑事或司法手段，威胁债权人化解债务。 或是将他们以寻衅滋事，或是以非法集资等罪名，罗织入罪，施压以图减债甚至免债。 这种现象在如贵州、云南等财政赤字严重的地区尤显突出。

在远洋捕捞上，地方执法部门常带有逐利动机的异地执法。 因为跨省抓捕企业家或个人，不仅可以合法将冻结或没收的财产返还到地方政府上，用以挹注当地窘迫的财政，也可以合规提成给办案有功的公法检单位和经办人员。 然而，这种远洋捕捞往往使得如江苏、浙江、广东等富裕省份的企业成为地方公权力的重灾区; 他们被贫困地区掠夺式执法锁定，进而影响被捕捞省份的税收收入与就业机会。

在对外经济形势与地缘政治严峻之际，中国内部发展资源和动能枯竭下，一场激烈竞逐的中国经济内战，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图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三、重返计划控制的全国一盘棋？

在北京看来，解决之道似在重建计划控制的统一市场。 从2024年7月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中强调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再到同年8月开始施行中国第一部公平竞争审查的行政法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 中共中央正逐步收回地方的经济自主权，名为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实为建设全中国的统一大市场，紧缩地方高度放权和各自为政的空间。 中央不仅收回地方招商权限，更是限制地方政府与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这种强化对市场与政策的双垂直控制，亟欲重新打造全国统一市场，彰显了北京正收回且重构地方的经济自主权，进一步迈向中央集权、全国统筹的政策导向路线。 于是，当所有政策都需向上对齐，地方似难再有调整、创新的空间，中国恐将再回到一种“类计划经济”的高度管控状态，让毛时代“全国一盘棋”的国家资源分配机制，在习近平新时代，用另一种举国体制的集权形式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