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普、马斯克、泽连斯基等各方博弈日益激烈的2025年，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终于接受深度专访，首次公开谈论tariff政策的真实逻辑、美联储的局限、马斯克的个性边界，以及乌克兰战争背后的财政博弈。他是权力棋局中最安静的玩家，却握有最关键的筹码。这是一篇不容错过的对话实录，也是一位财政舵手的心灵透视。

　　在川普的新内阁中，若要在一众喧嚣与强势之间辨识出一位真正“行事有力、却不事张扬”的关键人物，贝森特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存在。

　　他并非舞台中央那种主角型人物。初登政坛时，他给外界留下的第一印象近乎笨拙：拘谨、木讷，紧张时甚至会口吃。可正是这份未经雕饰的“平凡”，构成了他通往权力核心的独特路径。他就像一个躲在战鼓背后的指挥官——不喊口号，却赢得信任；不抢风头，却始终在场。

　 　几日前，《纽约邮报》刊出了他的一篇重磅专访，由著名记者 Miranda Devine 主持。这篇分为十章的深度长谈，不仅揭示了贝森特在贸易、财政、对华政策等重大议题上的清晰思路，更勾勒出一个复杂、克制，却极具洞察力的灵魂画像。

　　他的成长轨迹充满了反差。他出身南方富裕家庭，父亲却两度破产，少年时代便亲历“上流幻灭”带来的落差。他曾渴望投身海军报国，却在征募过程中因个人性取向遭到婉拒——那是一个旧时代的隐性制度，一段无声的拒斥。他转身投向金融世界，开启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命运之路。

　　而这条道路，一开始便惊艳得近乎传奇。1992年“黑色星期三”，贝森特作为索罗斯旗下核心交易主管，主导做空英镑的行动，仅一日便为基金赚得超过10亿美元。那不是一场缓慢累积的胜利，而是一记金融史上的“瞬间斩首”——动摇了英国央行，改写了国际货币格局，也奠定了他在全球金融界的地位。

　　如今，他却成为川普政府中最倚重的财政舵手。这种从全球资本左翼阵营转向保守主义核心的转身，令人侧目。但在他看来，无论身处何方，真正的力量从不来自高声宣示，而源于内在秩序。这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他参与治理的风格。

　　在访谈中，他用一句意味深长的比喻谈到与马斯克的关系：“如果马斯克是维京人，那我就是忍者。”前者张扬果决，后者内敛冷静。这不仅描绘出两种个性风格的分野，也映射出他一贯的政治哲学：深藏不露，静中藏锋。

　　他是川普政府中出征次数最多的部长之一，也是少数不依赖媒体“人设”却在实权结构中分量极重的官员。在联储与白宫关系微妙、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当下，财政部长的角色重要性被空前放大。对于关心美国财政与全球经济走势的人来说，贝森特的节奏，必须跟上。

　　理解川普政策的第一步，是理解川普；理解川普政府深层次的执行逻辑，第二步，就是理解斯科特·贝森特。

　　他是当今政坛少见仍保有“古典信念”的现代官僚：自律、克制、审慎；对制度有天然敬畏，对权力却毫无癖恋。他身上那种“失落世界”的修养和节制，使他在当代政治的喧嚣中显得格外厚重。他或许不是最响亮的声音，却可能是最稳定的支柱。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道：“如果你不愿参与政治，最终将被比你差的人统治。”而贝森特的出现，仿佛正是对这句话的低语回应。他没有夸张的政治野心，也不回避艰难现实，而是以“忍者”的方式进入国家机器——不靠锋芒取胜，而以缜密致远。

　　在这个“话语即权力”的时代，他的沉默，是一种罕见的政治品格。他不制造光，却能点亮方向。

　　我们特地翻译并整理了这篇重量级访谈的全文。信息密集，节奏缓慢，却处处藏锋；文字朴实，语气平和，却不乏深意。这不仅是一篇政策观察，更是一份关于人格、命运与制度之间博弈的深度剖面报告——一位财政部长的成长轨迹，也是一代精英在裂变时代中，寻找秩序与自我的航图。

　　PodForce One 2025年6月18日专访：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

　　米兰达·德瓦因（Miranda Devine）：

　　大家好，欢迎回到《PodForce One》播客节目。我是米兰达·德瓦因。我们的每周播客专访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今天我们来到了美国财政部，与全球金融领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面对面交流。非常感谢您，贝森特部长，成为我们PodForce One节目的第二位嘉宾。我知道您公务繁忙，今天还带我们来到这间财政部历史悠久、极具气氛的会议室。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间房间的背景吗？

　　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

　　米兰达，首先祝贺您的播客节目。这间会议室是财政部大楼里三间博物馆级别办公室之一。萨尔蒙·蔡斯（Salmon Chase）曾在南北战争时期担任林肯总统的财政部长，他资助了联邦军队，为国家创造了“绿背纸币”（greenback）的概念，并主导了当时的战争筹资工作。

　　在美国历史上，财政部在几个关键时期都被赋予“稳定国家”的重任：内战时期、大萧条时期、二战期间的战争筹资，以及新冠疫情爆发期间的经济救助。所以我们今天坐在的这间办公室，所有家具都是原物，他的肖像也挂在墙上——这就是一间博物馆级别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是我的日常办公室，这是总法律顾问的办公室。但我有时候喜欢到这里来坐坐，感受一下历史。

　　汉密尔顿的遗产与现代关税政策

　　米兰达·德瓦因：

　　能从华尔街进入这样的历史空间，一定感觉非常特别。您的前任，也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财政部长，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他是最初的“关税之父”。他所倡导的理念，在您今天的工作中还有回响吗？

　　贝森特：

　　的确如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美国政府建立了现代金融体系。在他之前，这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很多州自己印钞，有自己的银行，没有中央银行。可以说，这一切几乎都是在汉密尔顿的脑海中构思并落实的，非常了不起。

　　其中一个最核心的构思就是“关税”。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为了财政部的资金来源——那时候，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依赖关税；第二，是为了保护当时新兴的本国工业，避免被英法等强国摧毁，因为他希望美国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

　　而我常说，DJT总统在这“关税三角凳”上添加了第三只腿，那就是“谈判”。他将关税作为一种谈判筹码——既用于增加财政收入，也用于保护本土产业，同时用于逼迫对方谈判，这种方式非常有力量，真的非常有力量。

　　举个例子：两周前我在福克斯新闻的绿屋里，总统宣布他考虑对欧盟加征50%的关税。欧盟非常难以谈判，因为它是一个由27或28个成员国组成的松散联盟。他们存在所谓“集体行动困境”：德国关注汽车，法国在意农业，而我也不太确定西班牙最在意什么。就像亨利·基辛格那句经典的话：“当我想打电话给欧洲时，我该打给谁？”

　　米兰达：

　　对。

　　贝森特：

　　而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欧盟委员会主席）在关税谈判上迟迟没有回应。所以当总统威胁要征收50%的关税后，4、5、6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纷纷给他打电话，48小时之内他就与冯德莱恩通话。随后，欧盟方面开始积极回应并推进谈判。

　　第二部分：驳斥“关税偏执症”、工资上涨与DJT经济观

　　米兰达·德瓦因：

　　当初，DJT总统打乱全球贸易秩序，大规模征收关税时，很多人预测美国将陷入衰退、通胀将飙升。您怎么看？这些预言兑现了吗？

　　斯科特·贝森特：

　　米兰达，我把这叫做“TDS”。很多人听到这个词会以为我在说“DJT偏执症”，但我说的是“关税偏执症”（Tariff Derangement Syndrome）。

　　米兰达：

　　下一个阶段的“TDS”。

　　贝森特：

　　对，是“TDS”的新阶段。我认为其实很多民主党人私下里是支持关税的。但一旦DJT总统开始带头推行，他们就觉得自己不能支持了，于是把它贴上“DJT关税”的标签。各种关于通胀和经济崩溃的预言——结果都不成立，彻底失败。问题是，现在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人愿意正视这个事实。

　　比如：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在上个月都仅上涨了0.1%。这是自2020年以来最好的月度通胀数据。前一个月的数字也是自2021年以来最优的。我们没有陷入衰退，恰恰相反，经济非常强劲。仅在4月份，家庭收入增长达到了0.7%或0.8%——仅仅一个月。这是非常夸张的好数据。

　　蓝领工资增长创历史新高

　　米兰达：

　　您这边还有一些好消息对吧？特别是关于蓝领工资增长？

　　贝森特：

　　蓝领工人的工资增长，现在是历史第二高。

　　米兰达：

　　真的吗？

　　贝森特：

　　是的。唯一一次超过现在的时期，就是DJT总统的第一个任期。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管理岗位、计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在今年前五个月增长了接近2%。

　　米兰达：

　　为什么会这样？

　　贝森特：

　　没有哪一位总统曾在上任前五个月内做到这一点。

　　米兰达：

　　为什么？

　　贝森特：

　　原因是总统对制造业的高度重视。我还认为，这其中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移民问题。无论非法移民是1200万还是2000万，他们正在退出劳动力市场。而拜登总统上任后开放边境，非法移民大量涌入，这对美国工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它压低了工资水平。

　　米兰达：

　　所以蓝领工资在拜登任内下降了。

　　贝森特：

　　的确是的。

　　米兰达：

　　而现在，在短短几个月内又重新上升。

　　贝森特：

　　在五个月之内。

　　米兰达：

　　五个月？

　　贝森特：

　　是的，五个月。

　　米兰达：

　　就五个月。

　　与DJT共事的秘诀

　　米兰达：

　　这太惊人了。最近一项民调还说，您是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财政部长。秘诀是什么？您与DJT总统的工作关系又是怎样的？

　　贝森特：

　　秘诀就是——紧跟DJT总统。他拥有极其精准的直觉，我感到非常幸运。他对经济的理解、他的直觉，我们已经100多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总统了，甚至可以说从未有过——一个来自商界、真正热衷于“做交易”的人。

　　他彻底重构了共和党的构成。你想想看，美国最富有的人群——硅谷富豪们站在另一边，而两周前的那个晚上，我陪总统来到匹兹堡的美国钢铁厂，那是另一番世界。钢铁工人热烈欢迎他，他对他们的感情，他们对他的支持——现场气氛令人动容。

　　他们曾经是“工人阶级的民主党人”，但现在不再是了。因为DJT总统真正关心他们。他签下了优秀的贸易协定。他深知，有些战略产业正在从我们手中溜走，比如钢铁、半导体、制药产业。他的目标是把这些产业带回美国本土。

　　从民主党捐款人到DJT忠诚支持者

　　米兰达：

　　您曾是民主党的捐款人。您是如何下定决心加入DJT阵营的？是否因此失去一些朋友？

　　贝森特：

　　我们来谈谈比例问题。

　　米兰达：

　　好的。

　　贝森特：

　　我人生中的政治捐款，大概有95%是捐给共和党的，只有5%是给民主党。可《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总爱提我在2000年捐给艾尔·戈尔（Al Gore）10万美元这件事。

　　米兰达：

　　是的。

　　贝森特：

　　也许如果那次是戈尔当选，伊拉克的局势会大不相同。但回到重点：DJT总统重构了共和党的“最佳版本”，这个政党现在面向所有人。不再是“乡村俱乐部党”（country club party），不再服务于“大企业”。虽然它仍然支持商业，但它的出发点是关心普通美国人。这一点，过去我们丢掉了。

　　CH加入WTO后，美国出现所谓“CH冲击”，美国工人被边缘化。民主党人觉得这些工人是铁票仓，不用讨好；共和党人则觉得这些人赢不到。而现在，在DJT领导下，他们的工资增长非常亮眼。

　　第三章：供应链的裂缝与重构；第四章：再平衡的试探与回撤。

　　以下为第三、第四章内容之简要。因平台与相关考量，部分专业词汇与地缘描述已作简化。

　　过去二十年，全球化带来了空前的商品流动与成本效率，但也埋下了区域失衡与产业空心化的隐患。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基础遭遇重创，普通劳动者的薪资增长停滞，而大城市的金融与科技中心则高速膨胀。有人称那是“一种没有护栏的资本主义”——利润在流动，社区却在衰败。

　　这场失衡的“反思”并非突然而至，而是在疫情之后加速显现。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让许多国家猛然意识到，关键原材料和战略物资不能过度依赖海外供应链。如今，“脱钩”不再只是一个政治术语，而是涉及国家安全、经济韧性乃至民众信任的深层议题。

　　当前，全球正进入一个被称为“战略脱钩”的新阶段：不是全面对抗，而是有选择地重构供应链。特别是在医疗、能源、信息技术、磁性材料等关键行业，不少国家已明确提出要“自主可控”，建立本土或联盟内的替代生产体系。

　　与此同时，一系列中外经济对话正在进行中。双方在春季日内瓦会议上就若干高关税临时措施达成降幅共识，并在伦敦会议中继续推进落实。一些出口限制有望在监督机制下逐步恢复，而部分反制措施也同步撤回。这种“时间换空间”的阶段性协调，反映出双方在博弈之外，仍希望维持基本的经贸秩序。

　　当然，挑战依旧存在。一方面，体制差异与利益分歧决定了合作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全球制造结构已经极度集中，短期内很难实现全面替代。而更深层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是否仍应依赖对外产能输出、低价出口，还是应逐步转向内需驱动、消费升级？这是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长期课题。

　　未来的国际经贸图景，或许不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度融合，而是“有缓冲、有预案、有分工”的多元架构。全球化的形式会改变，但合作的空间依然存在。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战略安全与市场效率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第五部分：内阁协作、马斯克风波与DOGE精神

　　米兰达·德瓦因：

　　现在谈到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他也曾是华尔街出身，据说他被安排加入您的团队。这是否体现了DJT总统推行的“政坛宿敌团队”哲学？你们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

　　斯科特·贝森特：

　　米兰达，你知道我最喜欢互联网上关于我的两条谣言是什么吗？

　　第一，我身高6尺8寸；

　　第二，我身家50亿美元。

　　这两条都不是真的（笑）。

　　米兰达：

　　哈哈哈。

　　贝森特：

　　总统是非常讲求“人岗匹配”的人。他会把“适合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形成技能互补。

　　我其实认为我和卢特尼克部长配合得很好。

　　米兰达：

　　外界说你们一开始确实有些摩擦。

　　贝森特：

　　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的。我们俩都来自私营领域，从未在政府里工作过。很多内阁成员之前彼此熟悉，而我们需要从头建立默契。不过我必须说，现在内阁的团队氛围非常好。

　　当我们开内阁会议时，真的是在认真推动事情向前走。而且大家知道吗？DJT总统在这些会议上表现出的透明度是空前的。

　　米兰达：

　　我听说了，非常震撼。

　　贝森特：

　　上一次内阁会议开了两个半小时，其中有140分钟是现场直播的。几乎全程对外公开。而拜登总统在上任后的前十个月里连一次内阁会议都没有召开。

　　米兰达：

　　哇。

　　贝森特：

　　也就是说，即便当时内阁想援引《宪法第25修正案》罢免他，也根本无法成立法定讨论——因为他们根本没见过总统。

　　与埃隆·马斯克的冲突内幕

　　米兰达：

　　我们来谈谈埃隆·马斯克。听说他对一些内阁成员，包括您，构成了一定的“困扰”。我曾问过DJT总统，关于那场您和马斯克在外面“当众争吵、甚至被推搡”的冲突事件——这是真的吗？

　　贝森特：

　　我们确实有过分歧，但我们目标一致：消除政府中的浪费、欺诈和滥用。

　　马斯克那边的风格是“硅谷快节奏模式”，他的信条是“快速行动，打破规则”。

　　而我的理念是：“我们财政部的风格是——谨慎推进、稳定修复。”

　　我常说，如果埃隆像是“维京人”，那么我就是“忍者”——浮出水面、发射、再隐入水下。

　　米兰达：

　　非常形象（笑）。

　　贝森特：

　　我们每个人都对服务总统、服务美国人民抱有极高的热情，这一点是共同的。

　　关于“你是否称他为彻头彻尾的骗子”？

　　米兰达：

　　外界说您骂过他是“彻头彻尾的骗子”。这是真的吗？

　　贝森特：

　　绝对没有。没有说过这种话。

　　DOGE运动的成就与延续

　　米兰达：

　　那关于马斯克承诺“节省万亿美元开支”这件事呢？如果DOGE团队真的管不了财政，那美国政府又该怎么控制开支呢？

　　贝森特：

　　我认为，DOGE的最大贡献是由埃隆本人“定下了改革节奏”。DOGE不只是一个团队，更是一种“信念体系”（ethos）。

　　他确立了标准、推动了改革，尽管他遭到了媒体、特斯拉客户、甚至一些官员的“抹黑”，但他顶住了极大的压力。

　　米兰达：

　　的确，我记得甚至有特斯拉车辆遭遇“国内恐袭”……

　　贝森特：

　　是的，那段时间太疯狂了。车子被蓄意破坏，员工安全受威胁。但我相信，他所播下的改革种子，今天正在发芽、不断成长。

　　即便他本人“物理上离开了”政府，那种DOGE精神仍然在延续。改革的动力不会停下，而且会越滚越大。

　　第六部分：国债危机、国际货币秩序与财政部长的成长背景

　　如何解决美国国债问题

　　米兰达·德瓦因：

　　马斯克说得没错吧？美国的国债确实像是一列正冲向悬崖的失控列车。您认为有没有办法在我们有生之年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毕竟债务上限机制也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斯科特·贝森特：

　　我们现在正在推进两条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是削减支出。

　　无论是众议院版本还是参议院版本的预算案，我们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削减1.5到2万亿美元的联邦支出；

　　第二，是提高经济增长率。

　　通过DJT总统的贸易政策、税改、放松监管等综合措施，把GDP做大。

　　最重要的不是“国债的绝对值”，而是债务与GDP之比——也就是“债务率”。

　　如果我们能让GDP快速增长，而债务增长变慢，那么债务曲线就会出现“扭转”。

　　比如：拜登政府留下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高达6.5%–6.7%，相当于一个家庭年年超支六七成。我们要把这个数字逐步压降。我曾公开表示，希望到2028年总统任期结束时，我们能把赤字压到3%以内，也就是美国历史的长期平均水平。

　　我一直强调：我们不是收入不足，而是支出失控。

　　我们要控支、要扩张GDP，而这两件事，没有人比DJT总统做得更好。

　　为什么给IMF拨款？怎样夺回全球金融话语权？

　　米兰达：

　　在新预算案中，美国准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拨款。有人问，为什么要这么做？真的有必要吗？而且这笔拨款是否足够？

　　贝森特：

　　我们会给“多边开发银行”（MDBs）一次机会。

　　我个人和IMF总裁、世界银行行长都保持直接沟通。过去民主党执政时，对这些机构完全“放任自由”，任由他们搞绿色议程、气候议程、多元平权（DEI）等政治化项目，早就偏离了轨道。

　　而共和党长期以来对这些机构也没多上心。对我们来说，那是种“无害的冷淡”（benign neglect）。但我常说：“自然厌恶真空，CH不厌。”

　　CH正悄悄渗透这些全球机构，借机掌控“全球南方”国家，甚至影响整个金砖国家联盟（BRICS）。

　　我在今年春季的IMF/世界银行年会发言中郑重宣布：

　　“美国将回归基础任务（back to basics），重建核心规则。”

　　我对未来持审慎乐观态度：

　　我们是最大股东之一，

　　我们有话语权，

　　我们将通过资本投入杠杆化我们的影响力，

　　但前提是我们要真正参与，而且要有“赢”的决心。

　　童年家庭破产经历：对财政“纪律”的原点

　　米兰达：

　　让我们谈谈您的童年。是什么塑造了现在的您？我听说您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长大的，您父亲曾经拥有全州最大的科幻小说收藏。我也是科幻迷。能说说他是个怎样的人吗？

　　贝森特：

　　他是个极其爱阅读的人。我小时候，可能先知道了“半人马座α星”（Alpha Centauri）的位置，而不是芝加哥在哪里。

　　我们常常在晚上一起仰望星空，讨论宇宙中是否有生命、我们何时能去外太空。我清楚记得有一次他把我叫醒，只为了让我看尼尔·阿姆斯特朗第一次踏上月球。

　　他是个“梦想家”，但不是个“执行者”。

　　米兰达：

　　听说他破产了，而且是两次？

　　贝森特：

　　没错，是两次。

　　米兰达：

　　这对您家庭造成多大打击？听说祖屋也被迫出售？

　　贝森特：

　　是的。我们不仅失去了几代人传下来的房子，也眼睁睁看着家里的财物一件件被搬走。

　　我第一次经历这些时，大概才八九岁。

　　我当时的反应是：

　　“我不想做一个受害者。”

　　所以我决定掌控自己的人生——从九岁起，我就开始工作了。

　　米兰达：

　　您那时候都做些什么？

　　贝森特：

　　我做两份工：

　　一份是在海滩上负责摆放太阳伞和躺椅。你知道，做救生员的核心原则就是：“头发不能湿”，我就干这个（笑）；

　　另一份是在餐厅当服务生，负责收拾餐桌。

　　米兰达：

　　九岁就领小费了？

　　贝森特：

　　是的，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努力工作=被尊重”，也因此我支持DJT总统的“免征小费税”政策。因为我亲身经历过。

　　第七部分：混乱家庭、逆袭人生与“择才而用”的白宫精神

　　破碎家庭与坚强性格

　　米兰达·德瓦因：

　　那您父亲遭遇这些打击之后，对他影响大吗？他有没有“被打垮”？我记得您说过父母后来离婚了？

　　斯科特·贝森特：

　　是的，他们离婚了。事实上，我母亲结了五次婚。

　　米兰达：

　　五次？！哇。

　　贝森特：

　　对，而且她和我父亲结了两次。

　　就像伊丽莎白·泰勒和理查德·伯顿那样。

　　他们之间有很多情感纠缠，也确实彼此深爱。

　　米兰达：

　　所以他是她一生的挚爱？

　　贝森特：

　　据说是吧（笑）。但也正是因为从小经历这种家庭变故，我非常注重财政纪律与责任意识。

　　我始终记得：

　　“我们家族在南卡定居已有300年，曾经富裕，但因为几个错误决定、一点疏忽，就毁于一旦。”

　　我不想美国也走上这条路。

　　明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我的目标就是：不让美国重蹈我父亲的覆辙。我希望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250年里依然繁荣富强。

　　从“失落少年”到“19岁进华尔街”

　　米兰达：

　　家庭生活的改变对您个人当时的生活有何影响？比如上学、社交方面？

　　贝森特：

　　很多方面都受影响。

　　比如说，如果没有那次家庭变故，我的高尔夫球技可能会好很多——因为我会去打球，而不是去打工（笑）。

　　但这也让我从小就培养出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让我敢于面对人生中任何挑战。因为最坏的情况我已经见识过了。

　　我19岁刚到纽约的时候，有人可能觉得我去一家小型投资机构当分析师“有点掉价”。但我觉得这完全没问题。

　　因为那家公司老板说：

　　“你可以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对我来说，这就是天堂——免费住在曼哈顿，谁不想？

　　原本梦想当记者，最后爱上投资

　　米兰达：

　　我听说您原本其实是想当记者，对吗？

　　但您又学了计算机科学，好像在两个方向之间摇摆不定？

　　贝森特：

　　对。我当时真的很想当新闻人。

　　米兰达：

　　我也一样（笑）。

　　贝森特：

　　是吗？那你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米兰达。

　　米兰达：

　　谢谢（笑）。

　　贝森特：

　　但我会告诉你，是哪件事让我“与计算机科学分道扬镳”的。

　　1980年我进入耶鲁时，他们刚从打孔卡系统（punch cards）换成终端输入设备——但过渡非常混乱。你要是年纪比我们年轻，可能根本没见过打孔卡。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糟糕的系统——比我现在在财政部看到的IRS系统还糟。

　　我当时就想：

　　“不干了。”

　　于是转向新闻。当年如果你在耶鲁的《耶鲁日报》当上主编，基本就能直接进入《时代》或《新闻周刊》工作。我竞选了编辑部主编，结果落选了。

　　我为此消沉了三个月，但很快振作起来，去纽约实习，意外进入投资行业。

　　后来我发现，投资其实完美结合了计算机分析与新闻叙事。

　　你要做研究、讲故事，要能判断一件事背后是否有趋势、有逻辑、有爆点。很多时候你要放弃一个想法，或者先搁置，日后再用。

　　对我来说，这种工作既用脑，又讲故事——再好不过了。

　　对建筑的热爱与审美精神

　　米兰达：

　　除了投资，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创意出口”？

　　比如，DJT总统曾透露他小时候学过长笛，他母亲逼他练的（笑）。

　　贝森特：

　　我个人非常热爱建筑。所以你看我现在对财政部这座大楼如此着迷，不仅因为它的意义，也因为它的视觉审美。

　　能生活在华盛顿、每天走进这座建筑，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建筑的享受”。

　　我原本住在查尔斯顿，那座城市拥有美国最大的历史街区。是美国人甚至全世界游客票选的“最想访问的目的地”。

　　我那套房子是我自己翻修的，我热爱这种“重建历史”的过程。

　　关于同性身份：DJT只看能力，不谈标签

　　米兰达：

　　您现在已婚，有两个孩子，丈夫John是前纽约检察官。

　　虽然您不常提及，但我们都知道，您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同性恋的财政部长。DJT总统也从未拿这个说事儿。您怎么看这个身份在公众面前的意义？

　　贝森特：

　　我一直说，这个身份在我担任此职时是“偶然”，不是因果。

　　DJT总统之所以选我，不是因为我性取向，而是因为他觉得我能带好美国经济，能处理好国家财政，能落实他的议程。

　　我晚上能安心入睡，不是因为我代表什么少数群体，而是因为我知道：

　　“我是靠能力站在这里的。”

　　第八部分：家庭故事、育儿观与“服务国家”的梦想延续

　　丈夫是“现实版法律剧男主角”

　　米兰达·德瓦因：

　　谈到您的家庭。您和您的丈夫John育有两个孩子：Cole 和 Caroline。听说John曾是纽约的一名检察官，而且非常帅气。

　　斯科特·贝森特：

　　那是你说的，不是我（笑）。

　　他是个地道的纽约人，出生于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在纽约接受耶稣会教育，成为一名律师，并在布朗克斯当检察官。

　　米兰达：

　　所以他见过人性中非常真实的部分？

　　贝森特：

　　不仅是“真实”，还有“死亡”。

　　他在纽约的谋杀率最高时期工作，大约是1989年到1993年，也就是朱利安尼上任之前的动荡年代。

　　米兰达：

　　我还记得朱利安尼当选那一晚，简直像黑夜见光一样。

　　贝森特：

　　完全是的。他让人看到，一个政治家、一个市长的角色可以对整个城市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

　　而我也亲身经历了纽约的两个极端：

　　一个是朱利安尼的重建，另一个就是比尔·德布拉西奥（de Blasio）上任之后的“反向坍塌”。

　　相识、相知，不谈浪漫，谈现实

　　米兰达：

　　那么，您和John是如何认识的？是一见钟情吗？

　　贝森特：

　　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的。

　　米兰达：

　　那您是浪漫型的吗？

　　贝森特：

　　我说实话吧——我是个现实主义者（practical）。

　　为何没去海军学院：不愿违心地隐瞒身份

　　米兰达：

　　您在年轻时曾获得进入海军学院的机会，对吗？但后来没有去。为什么？

　　贝森特：

　　确实如此。当时我被海军学院录取，那时候我父亲又一次财务崩盘，刚好在我要读大学的前夕。

　　所以海军学院当时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国家出钱读书，

　　毕业后可以服役5年，

　　同时还能实现我“为国家服务”的梦想。

　　但当时是1979年，美军还是全面禁止同性恋者入伍的年代。

　　我不想隐瞒自己，也不想违反规定，所以最后选择了放弃。我去了耶鲁，打了三份工，自己养活自己。

　　米兰达：

　　这显示了您非常强烈的道德底线与正直。

　　贝森特：

　　是的。但同时我也是现实主义者。

　　那个年代，如果你是同性恋，在军中会被军法审判（court-martialed）。

　　甚至会有人跟踪你出军营，调查你的私生活。我觉得，既然如此，还是不去。

　　从未进军队，但如今服务国家

　　米兰达：

　　您人生就像一个“圆环”：

　　当年未能入伍，

　　但今天您站在国家财政最核心的位置。

　　您是美国史上最高级别的公开同性恋官员之一，而且您和总统都不把这个当宣传点。

　　但不可否认，它对年轻人来说，是一种象征。

　　贝森特：

　　我承认，这对一部分人而言确实有代表性意义。

　　但我更看重的，是我父亲教给我的“宇宙观”。

　　我从小就相信：

　　“一切皆有可能。”

　　从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地方，一路走到今天，在白宫和白金汉宫之间穿梭——靠的是梦想，也靠的是努力。

　　要知道，财政部所在的这座大楼，是白宫园区的一部分，就在椭圆办公室旁边。我每天都走进走出，有时直接进出总统办公室。

　　就连我自己，都未曾想象过能站在今天这个位置。

　　第九部分：经济终战？乌克兰协议与DJT式现实主义外交

　　“乌克兰矿产协议”背后的设想

　　米兰达·德瓦因：

　　回到乌克兰议题——您主导的那份乌克兰“矿产协议”或说“经济伙伴计划”，真的是DJT总统的构想吗？

　　斯科特·贝森特：

　　完全是他的主意。

　　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对乌克兰投入了那么多金钱，但美国国内却越来越多人对海外军事援助感到厌倦。”

　　“我们背负着巨额国债——有没有更聪明、更实际的介入方式？”

　　这就是“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战略体现。

　　协议签署之后，我可以明确地说，现在乌克兰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没有隔阂。

　　这是一种“双赢”：

　　如果乌克兰赢了，我们也赢了；

　　如果我们赢了，他们也赢了。

　　我还常引用一个例子：

　　冷战结束时，乌克兰与波兰的经济体量差不多大；

　　如今波兰的GDP是乌克兰的3倍。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经济合作机制，一旦战争结束，乌克兰可以像波兰一样腾飞。

　　如果他们经济腾飞了——那才是真正吓到俄罗斯的时刻。

　　泽连斯基为何拒绝配合？

　　米兰达：

　　当时外界都在传，泽连斯基其实是不愿意配合的。那次他来白宫，与总统会晤时的场面甚至有点“尴尬”。你当时也在场，那一刻的气氛如何？你怎么看他那种反应？

　　贝森特：

　　我不会说那是“紧张”或“尴尬”，我更愿意用一个词形容——难以置信（incredulous）。

　　因为就在那周，我们在外交方面收获非常丰硕：

　　周一或周二，我们刚刚接待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代表团，在椭圆办公室会晤、工作午宴、新闻发布会，一切都非常顺利；

　　接着是英国新首相基尔·斯塔默，同样是愉快交流、高效合作；

　　到了周五，本该是泽连斯基“踩点走流程”：

　　来开个发布会，哪怕情绪不佳，也可以在工作餐上谈，不用公开摆脸色。

　　但他就是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外交圈的抵制与“违背正统”的冲击波

　　米兰达：

　　他是一名演员，深知“公众形象”的影响。他一定是有意为之。是被外交建制派“洗脑”了吗？

　　贝森特：

　　某种程度上是。他自己也面临乌克兰内部的巨大压力。

　　大家知道，乌克兰在“全球腐败指数”上排名在第102或105位。

　　也就是说——

　　有许多既得利益集团根本不希望这种“直接把援助资金投向民众经济”的新机制出现。

　　而这项协议，就是要杜绝资金流向法国南部或日内瓦账户的那种腐败模式，而是直接投向乌克兰人民、乌克兰产业。

　　米兰达：

　　外界讽刺说，这协议破坏了乌克兰的“寡头经济模式”。

　　贝森特：

　　确实如此。但我也要说：

　　外界骂得最凶的不是乌克兰寡头，而是美国建制外交圈。

　　我们刚推动这个方案时，他们群起而攻之。好像我们在“亵渎”外交神圣性。

　　他们的潜台词是：“怎么能拿经济计划替代我们传统的军事介入和无底洞援助呢？”

　　战争与谈判：终局靠现实，不靠道德判断

　　米兰达：

　　所以说泽连斯基的表演，其实也是对总统“打破外交规则”的抗议？

　　贝森特：

　　他是个杂耍演员出身，被命运推上这个危险岗位。我对他不苛责。

　　但我也要强调一点：

　　DJT总统的终极目标，是结束战争。

　　要想结束战争，你就必须能与双方都谈判。

　　很多人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中立”。

　　米兰达：

　　比如有人会问：“你认为普京是战争罪犯吗？”

　　如果是，那为何还要与他谈判？

　　贝森特：

　　我的回答是：

　　“即便他是，你也得谈。”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现实的。”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与日本成为盟友，是因为当年即使他们被视为“战争罪犯”，美国仍与其签署了停战协议。

　　你不能指望世界是理想国。

　　发起战争的人，往往就是不道德的。但你想结束战争，就得与他们坐下来谈。

　　第十部分：总统战略、财政目标与为“下一个250年”奠基

　　DJT的战略“不确定性”与“人民市长”身份

　　米兰达·德瓦因：

　　我一直觉得，乔治·W·布什用过一个词形容DJT特别贴切——“被严重低估的总统”。

　　你怎么看DJT的行事风格？外界很多人说他混乱、缺乏方法，但你怎么看他的“方法论”？

　　斯科特·贝森特：

　　我研究过博弈论。在博弈论中有个概念叫：战略性不确定性（strategic uncertainty）。

　　总统非常擅长制造“战略不确定性”，也就是为自己保留最大谈判空间。

　　而且，我认为很多人误解了他对人民的情感。

　　他真的把自己看作是**“美国的市长”**，并且深深爱着这3.3亿人民。

　　比如有一次我们财政部提出一个行动建议，我提醒他说：“这可能导致300个工作岗位流失。”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那没办法”，而是：

　　“那你就得帮我找到这300个人的新工作。”

　　他对人民的那种在意，远远超过一般政客。

　　亲历DJT在危机中的角色：伊朗-以色列危机中的指挥官

　　贝森特：

　　最近24小时，我都在白宫战情室（Situation Room）参与关于伊朗与以色列冲突的会议。

　　我想告诉全体美国人民、特别是我们海外的士兵：

　　“你们的总统——唐纳德·DJT——正在非常认真、专业地保护你们的生命与利益。”

　　这是一场可能引发全球动荡的大危机。但有他在，情况完全不同。

　　如果财政部长只能完成三件事……

　　米兰达：

　　那么，四年任期结束时，如果你只能完成三件事，您最希望留下哪些遗产？

　　贝森特：

　　非常好的问题。财政部的职责广泛到不可思议，光是法定职责就数不完。

　　我还负责：

　　社保信托基金

　　主权财富基金（新设立）

　　多边银行体系

　　……等等。

　　所以我站在今天，设想2029年1月走出这栋大楼时，我希望能完成这三件事：

　　稳定美国财政，让财政轨道回归健康，确保“下一个250年”不被债务拖垮；

　　让主街（Main Street）和华尔街都繁荣，不是“此消彼长”。华尔街过去20年表现很好，现在是时候让基层美国人也分享到繁荣；

　　锁定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并且延续几代人。

　　稳定币（Stablecoin）不是威胁，而是美元的“放大器”

　　米兰达：

　　那你怎么评价加密货币？它会威胁美元霸权吗？

　　贝森特：

　　我认为恰恰相反。稳定币将强化美元。

　　稳定币未来可能成为美国国债和短期票据的最大买家之一。

　　它可以让尼日利亚某个农民通过手机就能用美元结算，不需要实际拥有美元纸币。

　　这将把美元带到世界每个角落，同时不会消耗我们国内的货币供给。

　　国会即将通过的数字资产法案：跨党支持下的美国重回领先

　　贝森特：

　　DJT政府正在推动一项数字资产法案，可能下周或下下周在参议院表决。

　　这项法案可能获得16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足以通过。

　　它将：

　　明确稳定币监管；

　　建立加密行业标准；

　　防止该行业落入“加勒比小岛”或“中东恐怖融资”。

　　这项立法将使美国重回科技主导国家的地位，就像我们是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的领导者一样。

　　而拜登政府想把整个行业“灭绝”（extinct）。我们则要让它“壮大”。

　　“低垂果实”之中，最惊喜的是公务员团队

　　米兰达：

　　听起来你清理了很多前任政府留下的“烂摊子”。

　　贝森特：

　　确实有很多“低垂的果实”（low-hanging fruit）可摘。

　　比如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让财政部的职员回到办公室办公。

　　远程办公根本行不通。而且很多人也喜欢重新坐回财政大楼。

　　最让我惊喜的是：

　　财政部的职业公务员团队，远超我预期。

　　我在私人部门也见过很多精英——我敢说，如果他们来面试，我会把其中大多数人都聘用。

　　“成功”的秘诀：“热爱所做的事”

　　米兰达：

　　我问过DJT总统一个问题，也想问你：

　　你觉得一个人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他回答说：“能量（Energy）”。

　　贝森特：

　　我认同他的看法，但我会更精细一点。

　　我称之为：“热爱这项游戏”（Love of the game）。

　　比如：

　　迈克尔·乔丹的合同里有“热爱条款”——别的球员禁止课外打球，他却可以打，因为他真的热爱篮球。

　　我在招投资分析员时会问：“你是否晚上都在梦里分析汇率？你是否忍不住想研究行情？”

　　这种全情投入，是成功者必备的特质。

　　对孩子的教育观：“给他们自由找到热爱”

　　米兰达：

　　那谈谈你的育儿建议吧。DJT总统和成年子女关系很好，您有什么经验可分享？

　　贝森特：

　　育儿秘诀有两个字：时间（Time）。

　　我记得有次你说你带孩子去巴黎打橄榄球——那就是关键。

　　另外一点是：不要把孩子活成你的“自我补偿”。

　　比如有一次我儿子学业有些起伏，我告诉他：

　　“我不会因为你没进常春藤而觉得自己失败；

　　我只担心你四年后没得选。”

　　我不希望他们为我而活。我希望他们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

　　我儿子最近开始练赛艇，整个人都变了。

　　圣诞节时我们还在一起，他穿着训练服，我问：“去哪？”

　　他说：“我早上六点已经练完了。”

　　我当时就说：“谁把我儿子换走了？”

　　但我其实很感动——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热爱。

　　我女儿也一样。

　　节目结束语

　　米兰达：

　　太感谢您今天的时间，我知道您日理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