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公治评论文章：自2024年尤其是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坛悄然出现一股耐人寻味的逆流——一种“不明言”的去习化进程正在展开。这一过程虽非正式宣告、未见剧烈震荡，却在制度细节、舆论氛围、官僚话语和外交姿态中逐渐浮现。它意味著什么？是体制自我纠错，还是权力结构崩塌的前奏？如果我们将“去习化”视为风向标，那么习近平权力的“暗中旁落”，或许正预示著失控型极权体制终局的悄然到来。

一、高层决策频频出现“集体模糊”的迹象

习近平的权力并未被公开挑战，但却正在遭遇“结构性削弱”。自2024年以来，中共中央的高层决策频频出现“集体模糊”的迹象。例如，重大经济政策如“新质生产力”在宣传上虽仍冠以“习思想”，却不再有个人高度介入的直接指令。而党媒对习近平的聚焦频率亦在显著下降——曾经的“定于一尊”风格逐渐让位于“集体协商”的修辞。

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不是习近平主动收权，似乎是体系自身的防御性重构。自“清零政策”全面失败以来，高层政治合法性受到严重冲击。

习近平作为极端政策的主要推动者，已不再是风险中的“中流砥柱”，而成了潜在的责任中心。在一个以保位为本能的政治系统中，官僚集团本能性地寻求“去风险化”——即“去习化”。

二、系统只剩下一个选择：让“核心”暗中边缘化。

“去习化”并非仅是个人色彩的稀释，更深层是权力核心的松动。过去十年里，习近平透过反腐运动重塑了“忠诚”结构，但这种基于恐惧的体制并未真正建构稳固的制度认同。极权的悖论在于：权力高度集中时，看似稳定，但任何一处裂缝都会导致整体性失衡。

近期迹象表明，“去中心化”的过程已在关键部门中展开：

1、经济系统：中共经济官僚群体正在绕开习式思维，回归务实主义，重新引入“市场”与“改革”话语；

2、外交系统：中共外交体系也正在摆脱“战狼”思维，重建对西方的实用沟通；

3、宣传系统：中宣部对个人崇拜的调门正悄然降低，更多转向“安全叙事”与“集体责任”框架。

这不是权力斗争的胜负之分，而是一场体制自我生存逻辑的调整。在“无法彻底清算”与“无法再盲从”的矛盾之间，系统只剩下一个选择：让“核心”暗中边缘化。

三、极权失控的终极悖论：没有人能接盘，也没有人敢下车

极权体制的终极困境在于：所有人都在等待“别人先动”，而一旦有人动，整个系统可能瞬间崩塌。这种“困兽式均衡”使得去习化只能采取“非线性推进”方式：无剧烈断裂，但逐步抽空。

此刻的中国政局已陷入“极权结构失控”的阶段性征兆：

1、资讯控制与现实脱节加剧：舆论对经济下行、青年失业、社会不满几乎集体沉默，政务系统日益失真；

2、决策体系“虚假协商化”：所有重大决策都以“党中央决定”名义发布，但背后实际是多方权衡妥协后的最小公倍数；

3、责任机制的层层卸载：出事的地方政府、金融系统、政策部门，普遍选择“下沉责任”，推诿于系统之外——但“习核心”却无法彻底摆脱象征性负担。

于是，习近平既不能被彻底边缘，也不能继续主导全局——他成为极权体制无法承受的“隐形负资产”。这种状态，既不稳定，也无退路。

四、终局展望：体系解体征兆潜藏在“去习化”的暗流中

历史经验表明，极权体制的终局往往并非某一日的剧烈革命，而是制度长时间“失控”下的突然坍塌。当系统内每一个单元都在“等待别人率先解构秩序”时，真正的崩盘往往在“看似平静”的时刻到来。

对中国而言，未来的变局可能不会以“宫廷政变”或“群众起义”的形式展现，而是体制内部对“负权力”的持续卸载最终导致集体行动能力的丧失。在那一刻，哪怕没有一个公开的反对者，体系也会因“无人想再维系”而解体。而这一切的征兆，或许正潜藏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去习化”的暗流中。

结语：极权的终局，将不再需要敌人

习近平时代的象征意义，正在从“高度集中”转向“系统沉默”。这不是他个人意志的失败，而是极权结构在现代条件下自我耗散的必然结果。当一个政治体已无“权威可依、责任可负、愿景可信”之时，它将不再需要敌人——自己就能完成终结。“去习化”不是民主的到来，但可能是极权体制坍塌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