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沙战争和10月7日恐怖袭击的背景下，国际刑事法院周四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以及哈马斯军事负责人穆罕默德.戴夫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犯下反人类罪和战争罪。但国际刑事法院如何让其通缉者归案，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设立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目前在有124 个成员国，不久将达到 125 个，因为乌克兰刚刚批准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创始条约--『罗马条约』，专家认为，虽然国际刑事法院很少定罪，但起诉被指控的暴行实施者这一事实本身就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国际社会决心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但是，国际刑事法院能否有效执行逮捕令，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自从2002年该法院成立以来，已就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和违反司法的指控启动了 32 项诉讼程序。

其中 14 项（约占 40%）仍在进行中，主要原因是嫌疑人仍然在逃。由于国际刑事法院没有自己的警察部队，几乎没有机会迅速逮捕他们。

自 2002 年以来发出的 56 份逮捕令中，只有 21 份得到执行。国际刑事法庭依靠各国逮捕嫌犯。国际刑事法庭前顾问帕斯卡尔-图兰（Pascal Turlan）对法新社表示，各国合作的积极性并不高，因为法庭 “除了看到正义得到伸张之外，没有任何回报”。

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针对的目标包括因涉嫌与入侵乌克兰有关的战争罪而被通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干达军阀约瑟夫-科尼。但俄罗斯与美国、以色列和中国等数十个国家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这阻碍了法院对其国民的调查。

一些会员国还藐视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威，例如拒绝交出嫌疑人。9 月初，普京在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蒙古受到大张旗鼓的接待。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玛丽法学院法学教授南希-康姆斯指出："当一个国家不喜欢国际刑事法院的做法时，他们往往不会合作。

每个案件都面临一系列独特的挑战，从国家政府的干预到证人恐吓，2016 年肯尼亚现任总统威廉-鲁托（William Ruto）还是副总统时，就曾因证人恐吓而败诉。

这些困难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法庭定罪率低的原因：法庭宣判四名被告无罪，十二名被告有罪，其中最近的一名被告是圣战分子、马里廷巴克图伊斯兰警察前负责人，他于周三被判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他被定罪者主要涉及饱受战争蹂躏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官员。

南希-康姆斯表示，在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初期，乌干达、科特迪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一些非洲国家自己将案件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以调查内部冲突，而其他案件则由联合国安理会发起。这位专家指出："国际刑事法院已变得更加多元化，但非洲以外的国家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进行了更激烈的抵制”。

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标志着海牙国际法庭首次对一个传统上得到西方支持的国家的领导人下手，此举引起了以色列的愤怒。内塔尼亚胡或哈马斯领导人都不太可能很快在海牙被绳之以法。

如果他们前往英国、法国或其他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国家，就有可能被逮捕。但即便如此，定罪的可能性也很小。

但这并不妨碍康姆斯女士相信，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可以产生威慑作用和道德影响。她解释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正确的事，即使我们知道在短期内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