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思宇：2024年美国大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难测胜负的总统选举之一。各种民调结果纷至沓来，大选三周前是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以个位数优势领先民主党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Kamala Harris，又译哈里斯），大选临近又变成了贺锦丽以1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领先川普。

民调的摇摆，反映的是公众的两极分化，各个群体在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和副总统卡马拉·贺锦丽之间的选择之间分裂。然而，在这其中，作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群体的一个重要代表——大学教授们，却几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自己要站贺锦丽一边了。

10月底，先是23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袂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共同支持哈利斯。之后，更多地学者们开始行动，最终，形成了一封由82名诺奖得主签名的支持贺锦丽的公开信，几乎美国所有在世的诺奖得主都在公开信中签了名。

这些人类历史上重要的研究者们在信中写道：“这是长期以来，甚至可能是有史以来，对科学和美国的未来影响最大的总统选举。我们，签名者，坚决支持贺锦丽。”

01 愈是精英大学，愈是一边倒地支持民主党

大学教授们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根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幕网（Inside Higher Ed）的一项调查，美国高校教师中大多数支持贺锦丽，而非川普，但大多不打算向学生公开表态。报道中称，几乎所有受访教师都计划投票，其中78%支持贺锦丽，8%支持川普。不过，值得政治家们放心的是，多数调查对象认为教师的立场不应影响学生的政治选择，因为这可能会危害学术中立的价值观。这些教授们均表示维持政治中立性对学术环境至关重要，他们会身体力行地避免将政治立场带入课堂，以免进一步削弱社会对大学教育的信任。

如果说普通高校教师中民主党支持率偏高，那么，在精英大学，教授们就更加“一边倒”了。《哈佛深红报》(The Harvard Crimson)指出，学校多个院系几乎没有共和党成员，自由派占比几乎达普通人群的三倍——根据调查，哈佛大学教员中75%认同自由派，保守派仅占5%，而在美国总体人口中，保守派约为36%、中立派35%、自由派26%。今年，哈佛大学在“个体权利与表达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的年度排名中再次垫底，位列251所高校的末位，这反映了哈佛对言论自由和思想多元化呼声的长期忽视，政治意识形态过于单一了。

其实，美国大学教授们的“左倾”趋向由来已久，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早在2005年，Stanley Rothman等学者利用“1999年北美学术研究调查”（NAASS, North American Academic Study Survey，1999）中收集到的数据检验了美国高校教职员工是否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同质性。调查参与者包括了美国1643名四年制大学或学院高校教职员工，他们任职的机构既包括顶尖综合性大学、精英文理学院，也包含了更平民化的普通大学。研究者对参与者关于意识形态的回答分为“左翼/自由派”和“右翼/保守派”两个选项（排除了中间派、独立党派和其他选项），结果是左翼/自由派的占比为72%，右派占比为15%。也就是说，在参与调查的大学教职工中，左翼和右翼的比例几乎达到了5：1，自由派和民主党人数远远超过了保守派和共和党人。

研究者进一步对NAASS（1999）的数据进行分析：在控制了专业成就以及其他个人特质等变量的情况下，保守派共和党人仍然倾向于在较低质量的学校任教，而自由派和民主党人更倾向于在更高质量的教学任教。

同年的另一篇论文调查了加州11所大学6,449名终身教职教授的政党注册信息，给出了高度类似的结论，教授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偏好显著倾向于民主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民主党和共和党教授比例为8.7:1，而斯坦福大学为6.7:1。同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教授民主党支持率更高，而这些学科本身更倾向于对学生产生政治影响。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 survey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在2001年对专业协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社会学领域，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支持率可以达到惊人的47:1，在那个群体里，共和党几乎变成了“稀有物种”。

近几年，纽约布鲁克林学院的Mitchell Langbert的副教授将美国大学教授政治偏好的讨论范围聚焦在精英大学中。他调查了在usnews. 2017中排前66名的文理学院中的51所，样本中5000馀名拥有终身教职的教授里平均民主党对共和党比例为10.4:1，如果排除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民主党对共和党的比例将达到惊人的12.7:1。Langbert教授特别指出，在占样本总量39%的文理学院中，共和党教授数量为零。而在剩馀的61%文理学院中，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教授中的民主党注册虽略高于零，但仍显著偏向民主党。也就是说，样本中有78.2%的学术部门要么没有共和党成员，要么数量少得几乎没有影响力。

Langbert仔细考察了不同专业教授的D：R（民主党：共和党）比例。首先，从类别上来说，虽都不均衡，但理科比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对平衡，而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跨学科研究则最为极端。细分专业来看，工程学教授D：R的比例约为1.6:1，而传播学可以达到56:0，跨学科研究甚至是108:0。

这样近乎“一边倒”的状况是否只是因为美国头部文理学院重视人文艺术、博雅教育的特征呢？Langbert在2021年的论文中扩大了样本范围，研究对象为30个州中四所在US News 全美最佳大学中排名前列的学校，既包括私立也包括公立学校，几乎涵盖了各州的顶尖文理学院和综合性大学。研究发现，在所有教授参与者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仍高达8.5:1，对于人文社科专业学者、女性教授以及在没有宗教特征的学校工作的教授群体中，该比例更高。

研究者指出，目前学术环境中存在明显政治上的同质性（左翼占主导地位），可能导致认知偏误和群体极化等现象，从而影响到学术研究的多样性与客观性。从教育的角度来讲，这类影响不仅会塑造学生对知识的认知方式，还可能迫使学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更接近精英大学内部的主流意见。此外，党派同质性的增加还可能会引发公众（尤其是共和党支持者）对高等教育的怀疑态度，加剧对教育系统的信任危机。该因素也间接影响着高校学生和其他公众的职业选择，甚至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特定的政治氛围。

02 教授们不偏爱共和党，共和党会轻视科学投资吗？

科学研究崇尚开放性和普遍性原则，这与左翼进步主义与社会平等的理念相契合。知识分子们倾向于质疑现状，支持变革，这也使得他们更容易认同左翼相对激进的社会和政治观点。但是，近年来这种左翼倾向正在变得愈加严重，不乏原本温和中立或右翼保守的科学家转向左翼，这或许与共和党在部分问题上对科学精神的抵抗有关。

《自然》（Nature）杂志在2022年发布的一篇研究指出，美国科学家，尤其是在学术界工作的科学家在过去二十年里逐渐偏向支持民主党，来自该群体的政治捐款极少流向共和党。文章还分析了这种变化的原因，认为共和党近年来在环境科学和公共卫生等领域表现出了科学的敌对态度，例如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否认、对新冠防控措施的质疑等等。这些变化使得一些温和派或保守派科学家也正在逐渐远离共和党。

如果说科学家们的立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总统选举，那么新总统的政策又将如何影响科学界呢？倘若川普再次当选，共和党的政策是否会刻意减少对科学发展的投资？贺锦丽和川普在生育权、移民问题、经济发展等争议性话题上立场迥异，然而他们都鲜少表露关于科学议题的态度。这样的沉默在美国的历届大选中并不罕见，但是可以预见，赢家对科学的态度一定会影响未来至少五年内美国乃至世界科学界的发展走向。

就在上周，距美国大选日不到三周的时刻，《科学》（Science）杂志采访了20多位专家和研究界的领导者，探讨他们对川普或贺锦丽上任后政策的预期。专家们认为，未来的科学政策将受到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科学问题上日益扩大的分歧的影响，尤其在刚过去的新冠疫情期间，政府的应对措施引发了两党之间的激烈辩论，使这种分歧进一步加深了。同时分析者也承认，尽管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执政风格和世界观截然不同，但因客观条件所限，他们在某些基础科学问题的看法和措施上的距离可能并非那么遥远。

以下是《科学》预测的两位总统候选者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差异：

研究经费（Research Budgets)

贺锦丽：支持加强基础研究、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支出和加速医学研究。但预算不变将迫使她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

川普：他推动缩小联邦政府规模，这可能意味着科研预算提案的缩减。然而，为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保持领先，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可能从中受益。

点评：有趣的是，总统的预算优先事项虽然会影响科学研究经费的分配，但最终决策权在国会。尽管川普在任期内多次试图大幅削减主要联邦研究机构的预算，国会反而增加了这些资金；而拜登提出的大规模科学预算请求则屡次被削减。所以说，总统的优先事项仍可能在未来的政策或不需国会批准的措施中有所体现（例如拜登的ARPA-H计划或可再生能源投资），如果是川普当选，他可能会优先增加国防预算。

Part.02  繁琐的规章制度（Brudensome rules)

川普：减少政府的繁文缛节将是首要任务。但共和党对高等教育的攻击日益加剧，可能会转化为针对大学和科学家的新的惩罚性政策。

贺锦丽：拜登政府花了四年时间尝试落实川普的一项行政命令，以减少对科学家的繁琐监管。而她的挑战在于将这一目标付诸实现。

点评：美国学术界一直抱怨联邦资助研究的行政手续太繁琐，会耗费大量时间。受访的科学家们希望政府能减轻这方面的繁文缛节。两党都可能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但是民主党会把这视作提升研究效率的手段，而共和党则可能将其看作减少政府干预的手段。然而，简化规章制度并不容易，比如之前名为“研究政策委员会”的机构在新政府与国会的斗争中沦为牺牲品，后来的跨部门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he Research Environment)也进展缓慢。受访科学家们还担心，如果川普再任总统，可能会因对高校的不满而施加更多限制，影响校园的政治和文化活动。

Part.03  科学家们的绿卡（Green cards for scientists)

贺锦丽：鉴于美国对外国人才的依赖，她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在保持人才流入的同时，不显得在保护国家边界方面软弱。

川普：科学家们担心他会重施之前限制移民的政策——但也希望他可能愿意以与中国竞争的名义达成某种妥协。

点评：研究者指出当下的美国对高技能移民存在需求迫切，希望下任总统推动相关政策。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NASEM）最近的一份报告强调了这种需求，估计美国大学需要花费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培养出足够的本土STEM毕业生以满足需求。两党都重视移民问题，而立场差异明显。川普专注于边境安全，主张严打非法入境，而民主党则支持建立合法移民途径，并帮助所谓“追梦人”留美。今年六月，川普曾出人意料地表示，获得学士学位的外国学生应当获得绿卡，但仅在数小时后，其竞选团队迅速澄清，称应设置“严格的筛选流程”，只允许“最有技能的毕业生”获得绿卡。许多高技能移民的支持者也承认，在当前的政治气候、剑拔弩张的国际环境下，放宽对人才的身份限制概率很小。

Part.04  总统的科学顾问（The president's scientist)

川普：他的前任科学顾问通过低调行事，在不疏远科研界的情况下推进了总统的议程。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吗？

贺锦丽：民主党总统一向会加强白宫科学办公室的力量。但要成为一名成功的科学顾问，还需要贺锦丽承诺采纳他们的建议。

点评：通常来说，总统的科学顾问人选通常反映了其对科学的态度，但近年来的人事选择似乎并不符合这一规律。例如，拜登的首任科学顾问兰德因职场问题辞职，随后拜登拆分了该职务，由社会学家尼尔森管理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而由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主任科林斯担任科学顾问。最终，应用物理学家普拉巴卡接手合并后的职务。川普政府尽管被视为“反科学”，但任命了有研究声誉的气象学家开尔文·德罗格梅尔（虽然延迟了18个月才做出提名）。就像总统当选着难以预测一样，总统的科学顾问在今天也难以预测。在当前的政策讨论中，科学与社会的关系、AI的影响力等话题很可能影响下一任科学顾问的人选。

Part.05  对华强硬立场（Staying tough on China）

贺锦丽：科学家们希望她能在日益紧张的对华关系中找到一个中间立场，从而使科学交流能够得以继续。

川普：他对中国政府的抨击几乎不给研究合作留下空间，除非科学家能证明这些合作有助于提升美国的竞争力。

点评：不受限制的国际合作曾经帮助美国学术研究成为全球典范，但随着中国崛起，美国逐步加强对中美科研合作的限制。许多美国科学家担心，无论川普还是贺锦丽上台，都可能优先遏制中国，而非保持科研开放。川普倾向于采取更多限制措施，比如提议禁止中国博士后在获得联邦资助的机构工作；而民主党则主张通过“有限而严格”的方式保护敏感技术，以降低美中关系风险（这并不是全面“脱钩”）。拜登政府延续了川普的研究安全行政命令，并花费数年推进政策实施。是否续签2023年到期的中美科技合作协议？也是公众关心的问题。

Part.06  培育下一代（Training the next generation）

川普：他团队在2018年发布的一项五年战略计划——尽管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本次川普如果当选，该计划）可能会重新出现，其教育方敏的重点放在州政府对掌握基础技能和培训的要求上。

贺锦丽：公平（Equity）可能会成为加强科学教育和多元化STEM劳动力队伍的任何举措的关键支柱，同时也包括国家标准和行业合作。

点评：1958年《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推动了美国STEM教育发展，今年的NASEM报告呼吁再推类似法案。川普和贺锦丽都支持提升下一代的STEM素养，但侧重点不同：贺锦丽更关注公平，川普则关注成果。

Part.07  人工智能：减速还是快进？（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low or go?）

贺锦丽：人工智能是她作为副总统时的重要职责之一，预计她将大力推动制定“防护措施”，以确保这一迅速普及的技术能够安全、合乎道德地使用。

川普：尽管他的政府因重视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而受到赞扬，但一些科学家担心他会在推广这项技术时牺牲隐私保护。

点评：去年秋天，贺锦丽主导了拜登关于“安全、可靠和可信的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但川普承诺将废除这一命令，称该命令会阻碍AI创新并推崇“极左观念”。贺锦丽和川普在推动和监管AI方面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贺锦丽更关注AI使用的公平与安全，可能倾向于欧洲式的广泛监管，而川普则更专注于推动技术快速发展，不会支持严格的监管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