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四个方面都是深植于欧洲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深层的结构性问题，绝非轻而易举就能转变。但同时放眼全球，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些问题绝不仅是欧洲独有，毋宁说所有国家或经济体都有可能重蹈老欧洲的覆辙。这是各国不可不察的。

　　有关老欧洲为何衰落以及德国为何从欧洲经济火车头变成拖后腿等问题，许多经济学家或德国问题专家都有大量的分析与评论。无论是疫情冲击，高能耗、战争以及能源涨幅过快、高通货膨胀，制造业增长乏力等，都会拖累欧洲经济表现，但笔者认为，这些都未能触及这一问题之核心与本质。毕竟同属西方的美国不仅没有出现欧洲这样的衰退，而且近几年还在人工智能(AI)领域以及在全能核聚变、常温超导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耀眼生辉。因此，我们必须要在其他方面找出问题所在。笔者认为，老欧洲的核心问题大致有如下四点。

　　一是移民政策的保守僵化与逆向操作。一方面限制从全球吸收高科技在内的各类人才，另一方面又出于人道主义而慷慨接纳几百万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这些难民不仅很难融入欧洲文化，而且往往因宗教信仰而加剧社会紧张与冲突。像在法国发生的多起恐袭以及近期在德国发生的持刀伤人事件等，皆是如此。

　　笔者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的2006年前后，德国社会就已经开始探讨是否应借鉴加拿大移民评分入籍的做法，从而优中择优。然而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在这方面有什么实质改进，德国社会还是一如既往，自以为是，固步自封。这就导致他们不仅不能大量吸收海外的新鲜血液，而且自身在开放、包容、自由的创新环境与经济环境上，也不如人意。

　　反观美国，凭借发达的经济水平、大量的发展机遇、包容多元的文化以及更富吸引力的移民政策等优势，成为最受青睐的移民目的地，吸收全球最杰出的各类人才。除了大名鼎鼎的马斯克外，像谷歌联合创始人布林(Sergey Brin)，PayPal联合创始人拉夫琴(Max Levchin)，印象笔记前总裁利宾(Phil Libin)等，都是从小移民美国的科技大老。

　　2016年10月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统计显示，1901年至2016年期间，美国移民仅在化学、医学和物理学领域，就获得104项诺贝尔奖，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美国在化学、医学和物理学领域的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移民已占总数的40%。由此可见，全球移民对美国科学领域的影响和贡献何其大!反观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就不只是乏善可陈所能形容。

　　二是官僚主义盛行，效率普遍低下。笔者记得很多年前，德国的一些顶级科学家就抱怨，一个科研项目从审批到拨款，大致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而在美国只要数周即可，这还不包括像OpenAI这样需要风险投资的新兴公司，可从市场迅速筹集到巨额资本的情况。这就导致越来越多德国科学家把实验基地转移到美国，或干脆移民美国，并最终借助美国市场转化成新型产品。

　　谷歌前总裁施密特在近期的一场演讲中，就对欧洲在AI领域的官僚主义表示失望。他认为，欧洲在科技创新方面，一直缺乏足够投入和决心，导致他们在AI竞争中远远落后于美国。相比之下，法国虽然表现出一定潜力，但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则显得力不从心。正如他所言，因为官僚主义，(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一直都在摧毁科技创新的机会。这必然会进一步导致整个老欧洲在AI研发方面更趋保守与落后，也势必导致老欧洲进一步衰落并被高科技所碾压。

　　三是高社会福利下的养尊处优，竞争乏力，市场不振。这导致以德国为代表的整个欧洲，至今仍昏睡在自己曾创造出的机械制造王国中，沉迷自恋，忘了今天人类已经进入AI引领下的全新时代。反观美国，则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最活跃，法治环境最完善的经济体。尽管今日美国经济亦问题重重，尽管和19世纪、20世纪初的经济自由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在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等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学者眼中，美国早已差强人意，但毕竟仍是当今世界最市场化的经济体，仍是最能激励并保障投资与创新的市场。

笔者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的2006年前后，德国社会就已经开始探讨是否应借鉴加拿大移民评分入籍的做法，从而优中择优。然而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在这方面有什么实质改进，德国社会还是一如既往，自以为是，固步自封。(路透社)

　　社会福利制度太完善

　　施密特在演讲中直言不讳地批评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之完善，犹如一个24小时不离手的贴身保姆。这也是笔者感触最深的一点，试想一下，即使人们什么都不做，但生活在这套制度下，也能温饱无忧，这种美妙而安逸的环境，怎会有什么争分夺秒?怎会有废寝忘食的忘我工作?怎会有激烈的竞争与日新月异的创新?有的只会是培养出人浮于事的官僚主义、养尊处优的享乐主义，甚至无所谓进步的躺平主义作风。当然，美国大公司也时不时会浮现出这类问题，施密特就尖锐指出，像谷歌这类科技大公司，就面临太过安逸而创新不足的危机(尽管他随后就为自己的言辞冒犯而公开致歉)，用他的话说就是“谷歌过于注重员工的工作生活平衡，而非全力以赴地投入AI竞争”。

　　如果员工每周只来公司一天，企业如何能在AI领域保持领先地位?这导致他们在与OpenAI、Anthropic等公司的较量中显得力不从心。“看看马斯克，看看台积电，这些公司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能够卷员工，你必须要把员工逼得够紧才能获胜，台积电会让物理学博士第一年下工厂干活，你们能想象美国的博士去流水线吗?”

　　四是在科学文明、科学文化和科学环境方面差强人意。有人会认为，美国近几年在高科技领域取得辉煌成就，是因为资金最雄厚、科学家最多。其实并非如此，正如中国独立学者马国川所言：它更多取决于一个社会是否有更好的科学文化和科学环境;核心就是尊重自由，尊重创新。这是为什么马斯克可以在美国从事火箭、火星探索，而不可能在欧洲或别的地方做的主要原因。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曾说：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颠覆性破外。汽车就是对马车的颠覆性破坏，AI就是对传统工业的颠覆性破坏。所以，既得利益和旧思想、旧观念必然会对它保持警惕、敌意乃至压制。这就须要良好的、自由的、包容的、开放的环境，可以使所有科学家自由地想、可以自由地做、可以自由地创造乃至创新。欧洲当今所面临的最要命的危机，恰恰就是创新环境乏善可陈，创新精神已死。

　　一言以蔽之，老欧洲尤其是德国在上述四个方面的表现都不如人意甚至付之阙如，这就导致在高科技与经济增长方面尽显老态，步履蹒跚。

　　尽管老欧洲曾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之摇篮，在辉煌的过往曾拥有众多世界第一流的思想观念、技术及产品，但在时代洪流面前，在颠覆性创新面前，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这就像150多年前赶着马车、精工细作的中国家庭小作坊，在面对欧洲隆隆驶来的蒸汽机、机器化大生产时一样，是那么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只不过今天是老欧洲要以落后的技术与产品，去面对美国席卷而来的AI冲击罢了。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四个方面都是深植于欧洲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深层的结构性问题，绝非轻而易举就能转变。但同时放眼全球，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些问题绝不仅是欧洲独有，毋宁说所有国家或经济体，如果在上述四个方面乏善可陈甚至变本加厉，都有可能重蹈老欧洲的覆辙。这是各国不可不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