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上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房贷近千万、配偶不上班、二娃上国际，这个时代的中产“作死三件套”。

       将孩子送去国际学校读书，一度是许多中产家庭的教育选择。但近几年伴随着家庭财产状况的变动，国内国际学校质量参差不齐、出国留学热潮不再等原因，一些中产家庭选择重新规划教育资源：

      “没有1000万固定经费，别来”

       国际学校高昂的学费，往往是筛选学生的第一道门槛。

       生活在成都的阿飞一家通过创业，在十年前就累积可观资产。面临女儿的教育问题时，她和丈夫达成了“不要求任何成果，只希望她快乐健康”的共识，“因为我们自己是苦过来的，现在有这个条件，就不希望孩子去经历”。于是，他们把女儿送进了当地一所国际学校，每年的学费为六万元。

       在阿飞的计划中，孩子会在国际学校念完自己的小学、初中，从高二或高三开始出国继续本科和硕士的学习，总花费大约在1000万人民币左右。

       与阿飞不同的是，国际学校是小静一家当时唯一的选择。疫情期间，匆匆从美国回到国内工作，由于孩子是外籍身份，没有北京户口、社保和房产的小静并没有渠道将孩子送去公立学校读书。

       国内的国际学校一般分为公立学校的国际部、民办双语学校和纯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考虑到孩子的身份以及语言环境，小静为孩子选择的是北京一所第一梯队的纯外籍子女国际学校，涵盖学前至高中全阶段的教育。

      “我心中并不认为那些民办双语学校属于国际学校，我们选择的这所对于孩子家长的身份是有所要求的，不会给钱就收，我认为这点比较重要。”小静计算过，学校每年的学费为28.8万元，再加上餐费、校服费、课外补习班等花销，一年在教育上用掉的钱大约为40万元，占家庭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当经济预期良好时，在教育上投资百万、千万都让中产甘之如饴，但当财富急剧缩水时，被迫转学几乎是唯一的选择。阿飞家的变故发生在孩子上小学四年级时，生意突然破产，资产化为泡沫，连每年六万元的学费都拿不出来。考虑到转学也需要大笔费用，阿飞选择借钱让孩子读完了小学，接着通过小升初转到了公立中学，继续九年制义务教育。

       哪怕还没有遭遇破产，对于未来的预期不够好时，许多中产家庭也开始考虑砍掉国际学校的教育支出。Abby从幼儿园开始就被爸妈送到国际学校就读，但在初中毕业前，妈妈告诉她家里的经济状况可能很难支撑她去国外读本科。

       “其实硬要拿也拿得出来，但我觉得没必要为了我上学掏空家底，再加上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在公立学校也适应得了，就选择了中考。”

       国际学校热度的退潮

       在过去十多年留学热潮的影响下，国际学校在国内的热度也不断上升。根据国际学校服务机构新学说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5年期间，新增公立高中国际部数量达到129所。在国家禁止新办和扩招公立中学国际部后，民办类国际学校和纯外籍国际学校的势头逐渐发展起来。截止到去年9月，国内国际学校总数高达1359所，其中获得各类国际课程认证的学校有861所。

       留学的狂热、应试教育的抵触，公立学校择校难等原因使得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孩子送入国际学校。国际学校同样是许多明星在考虑子女教育时的第一选择，如王祖蓝女儿就读于上海耀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陆毅女儿就读于上海宋庆龄学校。

       但怀着满心期待将孩子送入国际学校后，家长的满意度却没那么高。小静提到，国际学校的孩子往往有着更复杂的家庭状况，很大一部分都来自重组家庭。

      “这些重组家庭的妈妈肯定和高知家庭很不一样的，她们可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但就学习东西的能力来说确实差一点。更直白地说，她们的孩子也不是很聪明，学习成绩一般。当然学习成绩是会动态变化的，但我现在看到的现状就是这样。”

      另一方面，小静认为就读国际学校的孩子难免会出现攀比的问题。她记得女儿有一天回家之后问她，“为什么别人家都住三层楼，我们家只住一层？”

      “我只能告诉她，大平层的300平和三层别墅的300平是一样的，但这种攀比心理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事实上，在中产财富缩水的大背景下，他们不再能毫无负担地付出高额的国际学校和留学费用。一部分家长思路转向，“既然留学回来不一定能赚回这笔钱，不如留着为孩子投资不动产、保障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留学生的学位不再稀缺，与优越的工作岗位也不再绑定。当留学不是一笔有稳定预期收益的教育投资时，国际学校在国内的热度也逐步下滑。据新学说统计，近三年里，中国新增国际学校的数量呈现逐步放缓的趋势，从2021年的43所降至2022年的37所，再到2023年的13所。加之国内政策对于国际学校的限制越来越严格，包括但不限于义务教育阶段禁用境外教材、限制国际学校名称等，大大削弱了国际学校的优势。

       这里的学生，要比的可能更多

       完全不同于应试教育的快乐教育，是许多人对国际学校的另一印象标签。

       在小静和阿飞的观察中，与公立学校的孩子相比，国际学校的孩子会更加单纯快乐一些，基本没有青少年抑郁症的现象，这与学校重视鼓励式教育、关注学生个体需求有分不开的关系。伴随快乐教育的是不尽如人意的应试能力，阿飞的孩子在国际学校里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但初中转到公立学校后，一开始只能考年级500多名，一门满分100分的课程只能考到40多分。

       小静则提到，与美国的国际学校相比，孩子在北京就读的这所国际学校在教育质量上有着很大差距。“我家孩子在西雅图读幼儿园小班和中班时就已经开始学习自然拼读法了，但回到国内以后大班结束都没有学完，最后我自己找人补习了这一块。”

       之前一次英语测试，因为有国外生活的基础，女儿在听说读三项中都拿了满分，唯独写这一项扣了一分。她在询问老师应该如何提高孩子的英语写作能力时，得到的回答是“你的女儿已经是班里前三名了，不需要再给她压力”。这也让小静感到不满。

       尽管学校提供的课程比较简单，但小静提到所有家长都在私下里偷偷“卷”。英语、画画、游泳、奥数，小静给孩子报了四门课外补习班，这在班上已经算是比较少的。

       根据Abby的亲身经历，国际学校开始卷的时间甚至是远远早于公立学校的，卷的范围也更广。她从小学就开始学习数学竞赛，进入公立高中时并不比身边任何一位同学差。她和班里的许多同学都学习了乐器，水平基本到了可以走艺考路的程度。

       小静已经下定决心让女儿转到公立学校：“北京最好的国际学校也就这样，不想再继续在这个池子里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