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网上有一种说法，把AP考试比作高考。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美国本科的审核是Holistic Review（综合评估），AP成绩只是众多维度里面的一个维度。”关于近期在中国多地取消的AP考试，从业十年的留学顾问杨芸给《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一种解释。

5月6日，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以下简称CB）和AP考务合作方普尔文公司发布了一则联合公告，宣布因受疫情以及相应防控措施影响，中国部分考点无法在5月按计划如期举行AP考试，并且不提供补考、网考选择，也无法提供基于作业的预测评估或分数。AP考试网站显示，除广州、长沙、南京、青岛、杭州、宁波等城市正常考试，北京、上海、长春、哈尔滨、南昌、苏州、郑州等考点全部关闭。

消息一出，随即引发极大关注，甚至有媒体称“中国国际教育体系中最顶尖学生数年来朝着海外第一梯队高校的努力付之东流，情况几乎无解”。一些考生和家长也陷入到焦虑之中，北京某中学国际部高二学生家长，在社交媒体发出公开信，表示此刻心急如焚，停考对孩子的人生将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刚开始的时候家长会有很大的反应，孩子也会比较激动，毕竟备考了一年的东西考不了了。”在和许多家庭的接触中，杨芸也感受到了明显的情绪波动：“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接受了。”

将损失降到最低

AP全称Advanced Placement，即美国大学预修课程，发源于1951年福特基金会启动的AP项目，1955年起由CB（美国大学理事会）接收管理，适用于全球计划申请美国本科的高中生。在美国以外，全世界还有60多个国家的招生认可AP成绩，其中包括牛津、剑桥等G5名校。仅2021年，全球就有8.4万余名考生参加了17.6万多场AP考试。

与中国大学在多数情况下以高考成绩作为唯一招生标准不同，国外大学的新生录取通常会考察多项条件。以美国为例，既需要在校成绩、语言考试成绩、学术类考试（如SAT、ACT）成绩等数据，也会综合参考社团活动、公益活动、专业竞赛、实习、科研等软性资历。AP成绩作为前者的一部分，虽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却显然构成了竞争力中的有效加分项。所以，大部分学生通常会根据准备申请的大学专业，在AP的7大类38门课程中选择至少4门。一般在高一下学期的5月和高二下学期的5月，考生会参加两次考试，随后在高三上学期申请目标大学。与此同时，高三仍然可以继续参加考试，所得成绩抵扣大学相应课程学分。



中国大陆从2007年起正式引入AP，短短十余年时间，已有483所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同时据杨芸介绍，全球疫情之前，中国学生从高中到硕士的留学意向都在逐年增加，疫情之后高中阶段出现了回流情况，但本科仍然保持稳定。由此，AP在中国留学群体中所辐射的人数比例及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受AP考试取消影响最大的是高二学生。按照本来的进度，他们在参加完今年的考试之后便要进入申请阶段了，失去这一筹码，难度和风险系数无疑大大增加。“尤其有一种情况，很多申请名校的学生不满足于学校提供的课程，会额外在培训机构再学几门，这在学校的成绩单上是看不到的，只有通过参加大考（来体现）。”谈到影响，杨芸特意指出在显而易见的普遍情况之外，其实有着许多具体而微妙的差别：“还有一种情况，对国内比较顶尖的国际学校，美国那边的大学都是有一定认可度的，一些特别普通的学校则缺乏这种reputation（信誉）。AP考试本来可以提升他们课程背景的含金量，取消之后这些学校学生的成绩单含金量更会下降。”

除了申请方面，考试取消还将增加日后的留学成本。由于AP成绩可以抵扣大学学分，一些学生会在国内高中花两三年学习10~12门课程，以至于进入大学后有可能提前一年毕业，无论费用开销还是时间支出，都能够获得可观的弹性空间。

这不是AP第一次做出重大调整。过去两年，AP考试在全球范围内都因为疫情原因无法正常进行，CB不得不选择以线上替代线下，但随着许多国家和地区解除防疫状态，今年的考试重新恢复为传统纸笔模式，不再提供线上机会。在公告中，CB也特意说明，由于一直密切关注上海等中国城市的疫情防控情况以及考试面临的挑战，也曾商讨过各种应急方案，包括推迟进行，但因为疫情的形势变化、影响规模和诸多不确定性，只能遗憾地做出部分取消决定。天津考场于5月9日起还一度重新开放过，但到17日又再次宣告关闭。

目前CB给出的唯一补救措施是，他们将向无法提交今年AP成绩的学生提供当地考试取消的证明信函，并且正在与国际高校沟通，呼吁后者为受影响的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灵活性。就这些方面的后续，《中国新闻周刊》给CB发送了邮件询问情况，但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国内的高中也在积极行动，尽可能帮助学生将损失降到最低。在《中国新闻周刊》得到的一份WLSA上海（复旦）学校的自救方案中显示，校方将针对英国大学，根据学生下学年的会考科目给出预估成绩；针对美国大学，学校则联合美国顶尖高中，根据学生校内成绩、期末或模考的综合评估，给出预估分。与此同时，这两种评估方式会在来年申请中，在学校简介的部分做出专门说明，以增加其认可度。

“有一些家长也会因为觉得国外疫情不是特别稳定，选择在国内的中外合作大学读本科，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这种。”杨芸说，这虽然是非常少数的情况，但的确是留学行业新出现的一个现象：“（因为）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国内教育体制里参加高考，所以只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资料图片）一次国际教育展上，人们在托福考试展台咨询。图/IC

东亚学生的主要竞争力就在于应试

早于AP考试，IB和A-Level也做出了中国部分地区取消考试的决定：4月12日，IBO宣布取消中国华东地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四省）5月的IB大考;同在4月，剑桥考试局宣布上海A-Level夏季大考取消，随后5月4日，北京A-Level夏季大考也被取消。

IB是国际文凭组织IBO为全球学生开设的高中课程，也是大学预科课程，包含6大类48门，学制两年，受全球75个国家承认，可作为申请大学入学资格的依据；A-Level则是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平课程，是英国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课程，共6大类78门，被几乎所有英语授课的大学作为招收新生的入学标准。

IB和A-Level在单科难度、综合难度、英文要求等方面与AP有区别。IB旨在培养综合能力，各方面的标准都相对更高；A-Level则在综合难度方面最低，比较容易取得高分。而在更为实操的层面，杨芸还为《中国新闻周刊》做了一个具体说明：“IB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小学是PYP、初中是MYP、高中是IBDP。国际文凭组织对于一个学校能否成为IB学校有非常多的考量，从师资到设施再到可能面向的学生群体都要达到level。所以最好的国际学校，一般都是IB学校，教育理念比较超前的家庭首当其冲地会选择IB。中途转轨到国际学校的孩子，如果英文准备充分、能力也非常强，可能会挑战一下IB，否则的话就会考虑AP或者A-Level。”

除了上述差别，就考试取消而言，IB和A-Level对考生的影响也不同于AP。早在前年的全球性取消时，二者就采取了评估的方式，将日常表现、模拟考试等作为审核内容，预估分数与大考成绩具有同等效力，2020年，IB成绩还出现了明显升高——这在另一个角度也加剧了竞争。总体而言，IB和A-Level的变故给考生造成的损失比AP小得多，甚至“在学生自己看来有利而无害，因为他们成绩基本已经定型了，大考只不过是临门一脚，这一脚撤掉以后，他们直接进入了放松状态”。南京某IB学校老师卫思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学习成绩好的人会特别舒坦，差的学生也就直接躺平了，只有平时成绩一般的学生可能觉得可惜，他没法最后一搏了。”卫思亮觉得，虽然大考取消基本不会对学生的升学构成实质影响，但作为老师，他始终将临考之前的反复练习和适度紧张视为必要的学习状态。

而且在他看来, 东亚学生的主要竞争力就在于应试。“其实我们不管是国际学校还是国内学校，学生的共同特点都是一样的, 都是对于体系化教育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而对西方那种弹性的软性的素质教育不具有特别强的能力。包括西方素质教育的外部是社会资源的累积和转化,我们的中产还是太稚嫩，很难把社会资本转化成孩子的文化资本。所以如果（大考）一直开展不起来，长久来看对于我们的学生是不利的。”实际数据也部分地印证着这一观点,通过比对近年来的申请结果，卫思亮发现至少在他任教的学校里，2020年的情况的确有些微的下滑。

“当然,这里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国际关系，比如现在的留学人口过于充盈饱和。”卫思亮说。

泡沫的制造与真正的焦虑

事实上，此次三大留学考试激起的巨大波动，一定程度上与现阶段中国留学产业的规范不足有关。

杨芸在与家长的接触中就发现，一些人对于AP考试其实存在着误解，尤其一些培训机构为了售卖课程，给家长灌输了许多不正确的概念，“他们会给你洗脑，说AP课程有多重要”。卫思亮也说：“其实学校一直强调，只要把校内的东西搞好就可以完成比较优秀的升学，但是没有家长听，所有家长都在外面找中介。中介的设计就是一定要找排名最高的学校去冲，什么专业随便，学生最后自己也讲，读的专业跟自己的兴趣完全没关系，学不下去。”

这是一种泡沫的制造。掌握信息较好的一方，通过专业权力设定了一个形势严酷的丛林世界与层次分明的内部等级，裹挟着被动跟随的人们，卷入一场不断扩张且难度升级的竞争游戏中，其本质已无关教育，只是一门生意。2014年时，北京王府学校副总校长张云魁就直指矛头地批评过：“一些学校和机构，把AP完全当成了一项考试，以培训的方式进行授课，完全失去了大学理事会对AP课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要求，还有‘探究式教学’为目的的学术目标。”

泡沫得以形成，还与愈发高涨的中产焦虑密不可分。这种焦虑本身就建立在不平等的秩序、不稳定的现实与不确定的未来等基础之上，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分化趋势与孤立状态，无疑更加强化了其对自身处境的悲观和警惕。教育期许上的突生波折，刚好处在了一系列不安与慌张的阴影包围之中，于是“生逢其时”地成了打破平衡的又一个砝码、一次蓄势已久的情绪决堤。

（应受访者要求，杨芸、卫思亮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