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2013年7月间的中共官媒曾大肆报道过“习大大武汉亲民”的一个重要例证，就是习近平在武汉大街上喊了一嗓子“美女”。而事后，曾有武汉市民高度怀疑这个被习近平称之为“美女”的，其实是个便衣警花。这种怀疑能否被证实另论，但当时以武汉市委常委身份兼任公安局长的赵飞，确实是安排了全局警力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换上便衣，伪装成“人民群众”欢迎习大大的到来。

　　正是从那次以后，安排大量当地警察扮演“人民群众”欢迎总书记到访，便成了由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命令各地方必须有样学样的规定做法。

　　事后也有湖北和武汉当地的中共官员们透露说，习近平这一趟武汉之行的主要收获是考察和发现了三个干部：其一是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其二是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其三就是赵飞。

　　关于阮成发和习近平的关系，笔者在本专栏过去的《习近平和阮成发如此惺惺相惜》、《目不识“滇”的云南省委书记是否还会更上一层楼？》和《到底什么原因断了阮成发的二十大升官梦？》等几篇文章中有过详细的分析和介绍。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阮成发升任云南省长的第一天，就在一个万人规模的盛大庆祝大会上把“滇越铁路”读成“镇越铁路”的故事发生之前，即已经被习近平欣赏的最直接原因，是他主政武汉期间被武汉人民挖苦为“满城挖”。习近平因此称赞他是“不怕背恶名，不惧背骂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斗争性”。

　　2013年3月，曾有中共官媒报道说：阮成发是幸运的，曾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在参加2013年全国两会湖北代表团审议时笑称，“阮成发，‘满城挖’，这个我知道。”俞正声表示，“你们的思路是对的，办大事情就要下大决心。大建设时期会给人民群众带来不便，但建成之后会带来更好的服务与方便。”

　　几个月后习近平到访武汉，据说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感同身受毛泽东当年曾44次下榻的武汉东湖宾馆。据中共官媒报道说，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离开北京出行，是1974年的事情。从1949年到1974年，25年时间里他居然去了44次武汉。短则十天半月，长则达半年之久。登基之后，除了中南海，这里是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就是这次武汉之行的第一天，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向习近平一一介绍到场的全体湖北省委常委时，未等张口，习近平即指着站在第二排的阮成发说，“‘满城挖’，我最知道你!”

　　就在陪同习近平前往“毛主席故居”路上，习近平向阮成发背诵起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语录：“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习近平鼓励阮成发说：我总是在讲共产党人就是不怕“污名化”。对你来说，就是不怕被落后群众和别有用心的人骂成是“满城挖”。为了复兴大武汉，该破的就得破，该挖的就得挖。听喇喇蛄还不种庄稼了？

　　“在总书记的亲自鞭策和鼓励下”，阮成发在武汉继续挖城不止，直到被提升为云南省长改为挖滇池。只不过，当时的阮成发是把滇池读成“镇池”的。

　　而当时的武汉市委常委、公安局长赵飞则是在习近平那次临幸武汉的第二年即被官升一级，被中组部任命为天津市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兼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和督察长。

　　据当时的《新京报》报道，（2014年）7月初，赵飞已作为“交流担任其他省区市公安厅（局）党委书记、厅（局）长人选”，接受了中央组织部的考察。7月18日上午，天津市委、公安部召开天津市公安局主要领导调整会议，宣布武长顺不再担任天津市公安局主要领导职务，由赵飞接替。

　　这个武长顺，是中共政坛里比王立军的罪名还要恶劣百倍的所谓“白道黑老大”，连习近平日后被传达到了基层的内部讲话中，都称他为“武爷”。我们在本专栏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了，为什么说中共公安系统里只要够点级别的警渣们的性需求，一般都已经不必要通过嫖娼解决了。但无论是当年代表中央到武汉“指导抗疫”，下榻后就点着名要给两个女警花当“入党介绍人”，并亲自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画面里为她们主持宣誓仪式的孙力军，还是前湖北省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长吴永文同时包养当地的两名表姐妹，并先后安排她们穿上了警服的恶劣行为，都远比不上同时包养四个女警花而且还生了六个私生子的武长顺。难怪习近平都感慨“闻所未闻”。

　　不过，就是这个下台之后两次被习近平内部点名批判的“武爷”武长顺，最后的下场也只是个死缓。而在他之前被判处死刑的前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被公布的罪行还真没有他武爷的恶劣。

　　几年前，一位退休的中共政法高官曾对笔者介绍说，文强之所以被砍头，是因为他案发前的最高级别还只是正厅局。如果已经是官至副部的话，只要不是直接杀人罪，其他所有罪行再恶劣，也还是会被刀下留人。

　　而当年异地安排赵飞去接替武长顺的津门警首职务，就是因为当时的天津当地警察系统，特别是市局一级的上上下下，大都已经成为武长顺的“家丁”。赵飞到任后，把这批武长顺的旧部抓的抓、开的开，“清理阶级队伍”花了两年多时间，随后便迎来了自己在湖北的老主子李鸿忠。

　　这个李鸿忠是2007年到湖北任省长的，2010年就地升任省委书记。赵飞当年被升任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还是在李鸿忠入主湖北之前。不过，赵飞在李鸿忠任省委书记期间，由副厅局级的省公安厅副厅长“下放”至武汉市委常委兼武汉市公安局局长，组织级别上却升格为正厅局级，是因为武汉市是副省级市。如此副省级市的党政一把手均为副省级，市委常委则为正厅局级。所以，赵飞日后由武汉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长调升副省部级的天津市公安局长，单从组织级别的角度仍只是官升一级，并非当时一些中国大陆内地媒体所惊叹的“越级提拔”。

　　2016年9月，调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李鸿忠到任当月，即将赵飞宣布为市政法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次年即又将他安排进入市委常委班子，继而又安排他辞去副市长和市公安局局长职务，专任市政法委书记。中共大外宣多维新闻网当时曾专门为此发表了《天津常委赵飞再任要职 一年完成两连跳》的报道文章。

　　而当时接替他赵飞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职务的，是时任云南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正厅级）董家禄。

　　据说，这个董家禄如今已经被内定要接替赵飞的天津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的职务。而暂时还没有被宣布解职的赵飞，则已经被安排好了“退居二线”第一步，日前刚刚被宣布为市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刊登的次日，多维新闻网就刊登了《解读天津“政法王”突调闲职》一文，说是数日前（2月14日），天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飞突然调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预示其即将退出实权岗位“赋闲”。这一消息传出引来不少争议，认定此事不尽符合常理，或有其他隐情。

　　不过，多维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赵飞在湖北政法系统摸爬滚打30年，自然可能与同毕业于湖北人民警察学院的原上海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同为湖北政法系统出身（2010年后任宜昌政法委书记、湖北公安厅副厅长等）的原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邓恢林有所耳闻。但近年中共整顿政法，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可疑，至少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赵飞与这些落马的政法高官有何实际关联。

　　多维的这篇文章并不一定针对和反驳笔者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的分析内容，但因为毕竟观点相左，故有必要讨论。

　　多维的这篇文章认为，赵飞出生于1964年2月，刚好满58岁，尚未到副部级退休年龄红线。然而，外界以此认为赵飞提前转任闲职，另有隐情这一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多维此文的论据是：众所周知，自2021年10月底新疆党委换届，全国各省市区都将完成一次大规模的人事换血。按照规则，新一届地方党委常委成员（除党政一把手和纪委书记）提名一般不超过58岁。也即是说，时当换届、满58岁，不再提名新一届党委常委，安排到省市区人大、政协二线赋闲乃是常规操作，本身并不存在特别对待。目前，中国全国已有14省市区在2021年完成省级党委换届，基本均以58岁划线。一大批出生于1962年、1963年的地方常委，在换届中因为失去提名资格而退居二线。

　　按照往年操作，天津市党委换届可能要在5月份举行。在此之前，对到龄的现任党委常委提前做出安排，自然无可厚非。

　　按照中共相关组织规定，省级党政的一线副职领导人的最高任职年龄是60岁。但人大和政协的副职领导人、省级纪委的一把手，以及省级检察院和法院的一把手的最高任职年龄是63岁。

　　这就是为什么，一批又一批的省级行政副职在年满或年近60岁时，被安排转任省级政协副职；而省级党委常委则在年满60，或者年近60时转任省人大副职的原因，政治生命可以因此而延长三年。但是，58岁上即被转任二线职务的省级政法委书记，据笔者所知，截止目前只有赵飞一例。而58岁上才成为新任省级政法书记的例子，倒是有很多。

　　先说说前新疆政法王，已经被美国和西方施以制裁的朱海仑。

　　1958年1月出生的朱海仑，2016年11月至2019年01月间，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自治区政法委书记和自治区网信党工委书记；2019年1月被宣布免去如上职务，改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时，已经年满61岁。

　　再说本专栏上篇文章介绍的前湖北政法王吴永文，此公当年因为受周永康案的牵连而被押解北京秘密关押至今，当时的职务是湖北省人大副主任。不过，此前他被免去湖北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厅长职务，“退居二线”的时间，是他过完60岁生日的第二个月。

　　再说说58岁上才新被任命为省级政法委书记的例子。

　　远的不说，与赵飞同为1964年出生的前天津市常委、市纪委书记邓修明，两个月前才刚刚被宣布调任江苏省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虽然当时的天津市委里传出过赵飞将转任天津市纪委书记的消息，但中组部最终任命的，却是也只比他赵飞年轻一岁的上海市公安干部出身的“法学博士” 陈辐宽。

　　另外就是去年底，整个中共政权里差不多与邓修明同时被新任命的其他几名省级政法委书记中，至少有三位是与赵飞同岁，均是出生于1964年。他们是：新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兼任河南省委政法委书记周霁；新任湖南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魏建锋；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何文浩。

　　正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事实证明，天津政法王赵飞的提前退居二线毫无疑问是“非常规”操作。而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被如上何文浩所取代的曾欣，也是和赵飞一样湖北省公安厅出身，截止目前已经被失踪3个多月了。凶多吉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