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凯思（Klaus Mühlhahn）文章：中国会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拥抱更能容许参与也更具正当性的体制，以及党是否捱得过这个过程，是探究中国的政治未来时必须提出的主要问题。

　　一九七○年代后期，邓小平领导的政府发动一连串改革，以促进国家发展、振兴经济。中国扬弃毛泽东主政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自给自足政策，成为全世界第一大贸易经济体和第二大外来直接投资收受国。这个国家自展开经济改革以来的成长，在全球经济史上前所未见。从来没有其他国家成长得像中国这么迅速，而且持续这么久。到了二○一三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以实际价值计算，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二十五倍。因此，中国在全球GDP所占比例成长为原来的四倍多，从不到三％剧增为一二％，后来又增加到二○一五年的一四．八％。中国的名目GDP成长了七十五倍以上。在这期间，中国一路超越六个先进工业国，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由于人口众多，中国的人均排名通常远低于第二，然而在人均所得方面还是有进步。一九八○年时，中国是低所得经济体，名列世界最穷国家之一。到了二○一六年，中国已是中高所得国家，人均所得一万二千四百美元，世界排名第一○六。

　　中国成为每个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改革时期，正逢运输、通信、资讯管理成本迅速减少而促成全球化迈入新阶段。因此，国际市场提供给中国的机会，远比二战后在其他时期提供给其他国家的机会要多得多。中国的发展极度仰赖开放的全球市场，以及资本和货物不受限制的跨国流动。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的经济偏重于对本地或世界上其他区域所生产的零件进行劳力密集的最终组装，中国工人因此获益（他们的劳动力就是他们最大的资产），中国也成为每个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促成工资上涨和国内消费增加。对外贸易和外来投资造福了那些将品质标准往全球水准提升的企业，也促使中国公司开始广泛提高产品的品质，从而使愈来愈多中国製品能够在国内外市场与其他产品竞争。

　　一九七八年以来的经济成长，使中国得以在世界上逐步发挥愈来愈无孔不入的经济影响力，还有愈来愈强大的军队作为后盾。有了财富，中国便大规模强化海军军力。中国建造了航母、精密飞弹和先进潜艇，发展出来的资讯战能力也对西方在亚洲和全世界的军事支配地位构成挑战。中国开始追求实现它的全球野心，姿态来势汹汹，无可避免将挑战全球的权力平衡。

　　改革开放政策的基础是透过渐进的制度改革，将愈来愈高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注入死板的中央集权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得以摆脱经济当中造成贫穷的无效率制度模式，踏上经济高速成长之路。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为热中创新又勤奋的农民及企业家提供了创业和拓展事业的新机会，久而久之也会令效率不彰且浪费成性的中国国营部门相形失色。总的来说，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是由下而上的主动性，而不是高层的宏大愿景。具体明确的经济政策很重要，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的制度改革更是其中关键。制度性创新包含：市场自由化；逐步对外来直接投资和海外出口市场开放；创立市场经济运作所不可或缺的中央银行业务与税务机构；提升商业─政府关係；以及广纳型制度逐渐在经济领域中兴起，而且这些制度尽管尚未完全以规则为运作依据，也至少比较倾向以规则为运作依据。

　　“世界工厂”模式在经济上无法长久

　　然而，严峻的挑战依然存在。中国的成长于二○一四年开始放缓，显示“世界工厂”模式在经济上或许无法长久。这个模式也导致大范围环境污染，带来似乎不再为社会所接受的沉重代价。最大的挑战变成中国必须逐渐扬弃重工业和低端、低工资的制造业。政府面临的风险很高：中共必须在改弦更张的同时维持经济成长并创造财富，以确保党会继续得到人民支持。换句话说，驱动中国政府下决策的是社会安定─不是只有经济。

　　中国仍然缺少一个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很重要的制度性支柱：奉行私有财产制；一般认为这是处理商品生产、服务提供，以及经济与金融资源分配时最有效率、最公道的方式。私有制存在于中国经济里且愈来愈普及，但在重工业和银行、保险、批发等特定的服务业里，仍然相对少见。经营私人公司必须符合的管制、法律和金融规定，往往比国营企业更严格。虽然国营企业私有化的速度在一九九七年之后加快了，但政府对于将大型国营企业私有化相当迟疑。在整个改革时期，相较于市场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的脚步，国营部门所有权的结构改变，无论是就政策目标还是就经济现实来看，都是有限的。国营部门的规模，相对于非国营企业而言是缩小了，从绝对角度来看却几无缩减。政府依旧坚持保住国营部门，而且国营部门也受惠于与国际金融市场和民间出口部门连结。中国持续支持国营企业一事，与西方对自由市场经济应运作方式的理论和观念，明显背道而驰。

中国政府显然尚未接受实际存在的政治与社会转变，也拒绝建立制度来改革政治体制，连延后都不肯。（汤森路透）

　　中国的市场转型还有另一个不变的特点，就是缺乏政治自由化，但这不表示中国的政治体制一成不变。中国仍是一党专政的威权统治国家，但是一九七八年之后，党不再追求激进转型和乌托邦式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或许已经变成徒有“共产”之名而无其实。文职公务员体系的改革逐渐淘汰旧的干部制，让行政更加专业、更能当责。地方选举和党内民主提升了整个政治体制的当责程度。邓小平去世后，“强人”政治也随之告终。但是在二○一二年，中共却出现将国家主席习近平重新树立为“领导核心”这个令人困惑的意图。政治情势随时都有可能变得比以往更严厉，或许还会更敏感。

　　习近平“领导核心”令人困惑

　　这样的来回往复，证明中国政府显然尚未接受实际存在的政治与社会转变，也拒绝建立制度来改革政治体制，连延后都不肯。经济快速自由化加上政治看似一成不变，使得许多人以国家领导下的威权式资本主义来形容中国的发展特徵─一种被各界认为很脆弱且无法长久的治国方式。让人民参与政治决策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是连串政治危机的根源。一九七九年的民主牆、一九八九年由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二○○八年的《零八宪章》请愿，以及一些较小规模的衝突，都为党的统治带来严峻挑战。

　　中国会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拥抱更能容许参与也更具正当性的体制，以及党是否捱得过这个过程，是探究中国的政治未来时必须提出的主要问题。中国已发展出健全的商品市场，但仍缺乏自由的观念市场。随著现代经济愈来愈著重知识基础和仰赖创新，自由交换想法所带来的好处变得极大无比，而抑制这件事的代价则可能变得非常高。中国大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拥抱政治自由化，一如在一九七八年之后拥抱市场自由化。这或许会促成自由民主体制或多党体制，也或许不会。然而从一九七八年后的历史演变，可以得出一个蛮笃定的结论：多元程度和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程度若未提高，较能持久且稳定的发展似乎就难以想像，往后也很可能出现政治危机。

　　还有几个因素和论点，指出中国需要持续进行制度性改革。中国社会变得多样且多元，与此同时，社会紧张和衝突也有所增加。中国的经济不平等程度甚至超越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几乎已经彻底瓦解，逐渐被物欲和强势的民族主义取代。大批劳动力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现象仍方兴未艾。市场经济高度竞争造成的压力在摧毁传统家庭。政治腐败程度来到史上新高。环境退化来到对人体健康危害愈来愈大的程度。这些因素催生出带有批判性的热烈讨论、不确定感，以及公开表达的民怨。民众的抗议、示威和请愿增加，有部分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大幅改头换面引起的。网络让中国人民愈来愈能抒发政治观点、参与政治讨论。然而，中国政府核心的治理缺陷也助长了社会动盪。牢不可破的公私企业利益集团掌控了许多制度，并把政策结果操作成对自身有利，却损害了公共利益。反腐运动试图解决这个危急的情势，却未必能长期奏效。况且，中国民众缺乏独立的政治制度让他们可以参与攸关他们生活的决定。他们也缺乏完全独立的法律制度让他们可以解决对地方官员的不满。于是，人民上街抒发怨气，而非透过正规的法律和政治制度。

　　中国要找出“释放历史潜力的方案”

　　本章所描述的经济成就，并非某个宏大的“中国模式”的产物，也不是对既有世界秩序的系统性挑战，更不是另一条替代发展道路。反倒是一些具体因素、步步为营的见机行事政策、历史遗产，还有全球机会所造成的结果。中国崛起时要克服的最大挑战，是找出一个会释放历史潜力的方案。中国的历史优势包含了相对成熟的前现代中国制度、中国对菁英和教育的重视，以及中国运作複杂行政与经济体制的经验。当今的中国制度，例如全国大学招生考试，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从这个角度来看凸显了中国历史遗产在其当前发展上扮演的中心角色，认识到过去影响了未来─不是因为中国的主事者消极被动，受传统摆布，而是因为他们发觉以过去为师是必要、有用且可取的。他们借鑑过去是为了在刻意追求制度变革时，以及思考发展或采用制度和组织革新时，帮助他们决定如何在新的情势下运作。中国社会制度的历史遗产与广泛采用多种新颖制度性改革的创新作为，最终让中国得以为某些长年的难题（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但在社会福利和基础建设等其他方面也有）找到适当的制度性解决办法。

　　中国的改革让这个国家成为全球经济与社会秩序很重要且根本的一部分，因此中国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中有许多也关係到全球各地，后果也是全球性的。中国给全球秩序带来了独特的历史优点，同时也带来了独特的历史缺点。由于世界各个市场与经济体休戚与共，一个大国的失衡现象不可能只限于该国，最后必定会波及其他地方。因此当中国成为全球舞台上无所不在的庞大势力后，也正在把风险输出到世界各地。中国前所未见但不平均的高速发展，为中国和全球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然而中国现今社会与经济的翻天覆地变化，暗示这种发展可能迟早都要告终。中国，以及世界，最终都要学会共存于一个比较朴实而能够长久维持的现实里。

　　※本文为《从清帝国到习近平：中国现代化四百年》书摘（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