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角玲姐，曾是一位旅游公司的女老板，公司经营情况最好的时候，一年能盈利20多万。而在疫情之后，旅游业停摆，公司破产，她成为了一名拉货司机。

仿佛只有故事的最开头，你才能找到她的人生与“励志故事”贴合的轨迹。

但深入到她具体的生活，触碰到那些真实的、柔软的、不设防的瞬间，你会发现，她好像早已走出了“励志故事”的固有轨迹，回归一种更纯粹的普通人的坚韧内核里，不断浮沉，不断挣扎，不断求生。

她说，“落魄，我也要一个月赚10000块”。

2017年，玲姐离开家庭，自己创业，在徐州微山湖景区做旅游——这里是国家4A级景区，每年夏天都有大片的荷花盛开，也是玲姐的老家。她说自己做微山的东道主，接外面的旅行团，带他们看荷花，吃河鲜。

玲姐的创业本金不到五万块，这笔钱她攒了十多年。

出嫁时母亲给的私房钱，孩子出生、办满月酒时亲戚送的见面礼，都被她积攒下来，后来拿去创业。

但创业的时候，包括母亲和兄弟姐妹在内，所有人都在质疑，“从来没接触过旅游行业，你这一下就能干好吗？”完全没有人看好她。



徐州微山湖 图源标志部落

但她没有理会这些声音。

创业第一年时，公司只有她一个人。她骑着自行车，在徐州满大街跑业务，自己做会计，自己做领队，自己做基调，自己做经理，“当时有多忙，只要做过旅游的人都知道”。

好在付出能够看得到回报，年底结算的时候，“几万块钱一点都没亏，还赚了一点点”。

第二年公司的规模更大，流水也更稳定，玲姐的公司招了专门的领队，专门的会计，年末算钱的时候，“各种流水加起来反正是20多万”。徐州的旅游圈子不大，那会儿，在本地的旅游景区只要是提到玲姐的名字，大家基本上都有个印象。

很多时候，创业都是一件付出与回报成正比的事情，成功的规律或许有迹可循。在玲姐看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三年一个阶段”，三年之内能挣到钱的话，往后的事情就会稳当一点。

但谁也没有想到，在公司即将步入正轨的第三年，疫情来了。各个城市陆续出台了封闭政策，往日排队的景区，现在空无一人。



但打击从来不是一次性的。过完年后，玲姐侥幸地想，疫情如果好点，旅游业能不能东山再起？结果是不行，人们根本无法预料到哪里会出现疫情，但只要稍有动静，“旅游业还是被打趴下。”

整个过程伴随着微弱的希望和漫长的挣扎。

起初公司还在勉强支撑，但旅游业恢复不过来，开公司需要交场地的房租，需要找会计做账，需要交银行开户管理费，需要给员工发工资、交社保，“杂七杂八加起来，一个月开销将近2万块”。

最后，她终于接受了事实，“就把公司注销了，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玲姐的旅游公司破产了。

但她的目标始终很明确，她要赚钱，养活自己。如果还能攒下点钱，就留着以后孝敬母亲。

早些年，她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家庭主妇，她有两个孩子，大的14岁，小的7岁。她形容那段日子，每天都是“手心向上”，花钱都要看别人脸色。起初是问父亲要钱，父亲去世之后，就开始问丈夫要钱，但丈夫给钱总是有条件的，也不愿意给她交社保，“总感觉低人一等。”

注销了旅游公司之后，玲姐买了一辆二手的面包车，成为一名平台上的拉货司机——虽说要帮人扛重物，但比开滴滴赚钱。

最开始，她在徐州拉货，本地的司机都抱怨徐州的生意差，一天只能跑一两百块，“还得上南京，那边货拉拉的生意可好了”。

玲姐心动了，她一个人开着车到了南京。

那时她不熟悉南京的订单分布，“一会往东跑，一会往西跑，当时不知道哪个地方单子比较多，也不知道在哪里租房子合适”。

刚到南京的一周，她每天睡在车里，拉完最后一趟活，就找附近的加油站，接点热水，用车上的盆和热水壶勉强洗漱。

后来她租了一个快拆迁的民房。当时她刚买完车，身上剩的钱不多，租不起要押一付三的房子。而那间民房月租只要300块，缺点是没有厕所，洗漱如厕都要到马路边的公共厕所。

房东也提前跟她说好，房子随时会拆迁，就先收一个月的房租，“你能住几天，就扣你几天钱”。言外之意是，如果拆迁队来了，就得收拾东西立马搬走。可她没有更好的选择，辗转了一个多月的过渡期，她才终于找到合适的房子。

拉货司机，这份工作最大的特点是要扛重物。

过半的客人在打电话联系玲姐的时候，都会犹豫一下，怎么是个女的？然后强调自己有搬重物的需求，担心她难以负荷。但她总是平淡地答复，自己就是来帮忙搬货的，而后拿起随身带着的打包带和绳子，将顾客收拾好的衣服、柜子、行李统统背上，一步步搬运下去。



“有时觉得我的膝盖有点受不了”，下楼梯的时候从骨头里渗出疼痛，大多数顾客都住在没有电梯的房屋里，超负荷的重量压在她的膝盖上，她需要不断地弯曲膝盖，一步步把东西稳妥地运送下去，日复一日，都是如此。

但她必须得支撑下去，“可能得吃点钙片吧”。

除了病痛，靠体力、数量换取金钱的工作，往往意味着一日三餐没有保证。早餐要么煮点稀饭，要么冲点麦片，快速解决。然后提前蒸好地瓜，也可能是山药、南瓜、红萝卜，在中午没有活儿的间隙吃点。

有时要是实在来不及，中午就在外面买两个包子对付。用足够的碳水摄入，支撑一天的体力劳作。



拉货司机的订单量和顾客的反馈直接相关。一次，玲姐接到了一个拉冰的需求，她担心路程太远，冰化在她的车上，把车里弄脏，就拒绝了这个订单。结果被人投诉到平台，扣了五分。接单变得更难，“（分数）要是百分之一百就好接单”。

但通常情况下，玲姐每天还是能赚三四百块钱。

十月份的时候，玲姐“一个月加班加点赚到17000了”。那段时间，她早上六七点就出门，最晚的时候到家已经十点了，“也可能是运气好一点，遇到了很多搬家的单子”，那是她赚得最多的一个月。去掉她每个月要还的车贷、日常的生活开销，她几乎能存下一万三四。

但再往后的11月、12月份情况就没这么乐观了，“我再怎么想卖力开车，也没那么多单子了。”

玲姐始终在为以后做着更多打算。

更早的时候，她去无锡学过高端家政的课程。旅游业暂时应该是停摆的状态，2020年，疫情刚刚过去的时候，她想过重新在徐州做旅游，“还是起不来”。后来她想过在南京成立旅游点，往微山湖拉人，还是不行，“旅游业被打趴下了”。

但她还是想做中介性质的行业。她花了4000块，报名了老年护理和菲佣的课程，在无锡待了20多天学习。她想，未来帮人照顾老人小孩，照看病人，打扫卫生的行业，应该还是需要很多人。



学成之后，她专门去有钱人家里做过一段时间保姆。面试时，她跪在地上把雇主家四楼的楼梯擦得干干净净，当场被录用。

“他们家阿姨有钟点工的，有长期住家的，有专门搞卫生的，专门做饭的，专门接送孩子的”。

玲姐负责家里一部分空间的卫生，每天帮忙擦地板、擦健身器材，确保地下室抽湿器的运作。在当地，这样一份工作，每月通常休四天，月薪能拿到7000-8000元。

雇主家的生活让她真正见识到有钱人生活的模样，“就像电视剧里演的一的”，男雇主的皮鞋永远一尘不染，女雇主和她年龄差不多大，每天享受着不止四个人的伺候，“你看人家是什么命，你看我们什么命啊”。

有钱人的真实生活让她对金钱有了更多的欲望。

工作半个多月以后，玲姐熟悉了高端家政业的运作，她决定回南京开面包车拉货。“折腾来折腾去还不如我开货拉拉挣钱，还耽误我的时间”。

学习还在继续。

2019年的时候，玲姐投身旅游业，专门去读了大专，报名了一所学校的旅游管理系。

今年，她读到了大三，每个周六周日，她都会在钉钉上按时上网课，上午两节，下午两节，从来没断过。她的成绩算不上顶尖，“差不多是中上游吧”，但最初推选班长的时候，几个老师都对她在家乡创业的故事有所耳闻，推荐她来当班长。

后续的疫情、公司破产、失业转行，让她离旅游业越来越远，但她始终想做好回去的准备，从没想过放弃，“文凭对我来说无所谓，但是我要学东西”。



上个月赚到钱，回老家的时候，母亲又塞给她几千块钱私房钱，说她这一来一回，每天又损失好几百，让她把钱拿去交学费。玲姐把钱收下了，她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最亏欠的就是我妈”，无论自己在什么处境，母亲总是无条件包容着自己。

她顿了顿，又说，“但人都是边学习边成长，然后再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