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辉评论文章：新一波因变异病毒德尔塔引发的疫情继续在多地蔓延，就连一些尚没有出现案例的地区也紧张兮兮，开始采取限制药店出售退烧药、公共场所查健康码等措施，而连续曝出确诊病例并封锁多个小区的北京，更是继去年后，再次喊出了要“严防死守”，还极为罕见地称“不惜代价保首都安全”。

不惜代价就是不计成本，不管花多大精力、金钱都不在乎，至于如何严防死守，北京官方给了具体说法。据大陆媒体8月3日报道，北京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8月2日召开会议，强调提升进北京管控等级，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入京人员限制，即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入北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进京航班、列车、客车班线。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查验。

暂停发售到达北京地区车站的车票的地区有郑州、南京、扬州、沈阳、大连、淮安、宿迁、厦门、商丘、黄冈、荆州、长沙、株洲、湘潭、张家界、益阳、湘西州、海口、成都、泸州、绵阳、宜宾、德宏州共23个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都有多个案例出现。

二是对在京人员限制。要求市民非必要不要出京，在京党政机关和国企事业单位人员不许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要第一时间锁定密接者和次密接者，确保不漏一人。对病例所在的社群、楼宇等区域和活动场所严格封控管理，居家观察人员足不出户，同步做好全员核酸检测。此外，北京列车乘务人员在异地实行集中住宿、封闭管理，定期进行核酸检测。

按照北京市官员的说法，“全市上下要进一步警惕起来，严防死守，不惜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最严格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从严从紧抓好首都防控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首都安全。”

让北京当局如此大动干戈的原因在于面对德尔塔变异病毒，中共疫苗的效用有限，目前新确诊病例绝大多数都是打过两次疫苗的，一些人还转为重症。根据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洁7月27日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所言，这个变异毒株目前有了一些新的特点，它对人体适应能力增强，传播速度增快，而且这个病毒载量比较高，治疗时间长，也比较容易演变成重症。

问题是对于这种看不到、摸不着且传播速度快的病毒，“严防死守，不惜代价”就可以防范得了？据在北京防控一线的人员透露，此次排查完全是两眼一抹黑，不知道病毒会从什么时候钻出来，而且一旦出现，就很容易蔓延。虽然通过大数据可以知道所有关联人员，但数量太大，很难彻底排查。

的确，想想南京禄口机场飞往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就至少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想想从湖南旅游回来的旅游者，与他们密切接触的到底有多少人？他们去过的所有地方又在无意中接触了多少人？这些人真的都可以排查出来吗？显然，工作量是巨大的。而且即便所有相关人员都进行了核酸检测，德尔塔或其他变异病毒就消失了吗？要知道，病毒可不是按照人的意愿而行事的。

既然明知困难重重，北京当局为何还要不惜代价严防死守，而且全国能像北京这样如此大手笔限制外地人员的城市估计并不多，难道真的是“京命贵”？

在笔者看来，如此大手笔要确保首都安全的真正目的，并非是“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而是要防止疫情攻入中南海，攻入西山别墅区，确保中共高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因为对于视人民为草芥，罔顾人民生民财产安全的中共高官而言，他们的命才最为金贵。他们对于无孔不入的变异病毒内心也是极为恐惧的。

当年SARS于2003年肆虐时，曾攻入了中南海。据当时外媒披露的消息，已故中共元老陈云之妻的一名女佣人、商务部的一些高官均受到了感染，而前国防部长迟浩田、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吴官正和罗干据传也被相继放倒，新华社长达两个多月的有关吴、罗的间断报道，都无法拿出他们的活动证据──照片。

也因此，江泽民吓的逃到了上海，并下令要“用生命保卫上海”。对于来无影去无踪的SARS，军队、警察、坦克、机枪甚至原子弹都无用武之地，为了完成江的命令，上海各级官员只得层层隐瞒疫情，弄得表面上形势一片“大好”。

另有消息称，2003年中共中央政府的11名高官死于SARS，其中级别最高的官员是原中共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宋文中中将。他和妻子莲学双双死于SARS。中共官方的资料称宋文中死于2003年4月26日，死因是“因病医治无效”，终年73岁。据说，宋文中从其发病到死亡仅仅一个月时间。

虽然迄今为止，并无中共高官死于新冠病毒的报道，其原因从海外的报道将病毒来源指向武汉病毒研究所看，极有可能中共高层对于病毒早已有所了解，且有所防范，甚至找到了药物。不过，随着病毒出人预料的不断变异，中共高层的担心也加剧，或许才有了现在的不惜代价保北京，实则是保中南海、保中共高层的说法。

然而，历史上的教训一再告诉世人，瘟疫出现一定是有原因的，而且感染上瘟疫之人也都是有安排的，与地位、权力、财富无关。即便是再小心谨慎，上了瘟神黑名单的人都难以逃脱，只是争个早和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