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深政治记者彼得·马丁（Peter Martin）周日（6月20日）在《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杂志发表《中国的狼群》（China’s Wolfpack）一文，分析了为何本应最重视国家声誉的中共外交官，却屡屡以破坏国家声誉的方式行事。

　　该文也阐述了彼得·马丁2021年新书《中国的文装军队：中国寻求全球力量的内幕》（China’s Civilian Army : The Inside Story of China’s Quest for Global Power）之中的核心观点。

　　马丁在文中，以2018年的一起著名国际事件为引子。当时，四名中共外交官硬闯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巴托（Rimbink Pato）办公室，试图在最后一刻修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公报中的措辞。最终，保安人员不得不将中共官员驱离，并派驻警力于门外警戒。

　　马丁指出，召开该峰会时，中共已长期渗透巴布亚新几内亚，对该国进行了大量投资，并掌握了巴国四分之一的外债，当地媒体也对两国关系“快速增长”进行了造势报道。

　　然而，由于中共外交官的出格行径，一场本可“轻松获胜”外交行动，却演变成“灾难性的结局”，巴国官员私下认为中方的谈判过程是“霸凌”。最终，该年APEC峰会也首度没有发表公报即收场。

　　马丁指出，这次失败只是中共那几个月中，所遭遇的一系列外交挫败之一。两个月前，中共特使退出了在瑙鲁（Nauru）举办的太平洋岛屿论坛，原因仅是东道主拒绝让他在另一个国家的总理之前发言。

　　“瑙鲁总统将这位中国外交官描述为‘非常无礼’，和一个‘恶霸’。”马丁写道。

　　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文中又以中共驻瑞典大使桂从友为例。

　　他写道：“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桂从友被瑞典外交部传唤了四十多次，该国的三个政党要求将他驱逐出境。他毫不掩饰地告诉瑞典公共广播电台：‘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

　　为何中共外交官一再损害国家形象？

　　马丁说，虽然这些咄咄逼人的表现在中国国内赢得了赞誉，但损害了中国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和平大国的努力，外国媒体开始将其称为“战狼外交”。他指出，在COVID-19（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中共外交官又变得更加好斗，对“中国应该为病毒传播负责的说法，进行了严厉的反击”。

　　他写道：“（中共）外交官非但没有赢得朋友，反而成为中国崛起带来威胁的象征。为什么那些最应该关心自己国家声誉的人，总是以明显破坏它的方式行事？”

　　马丁认为，中共外交官在外界看来“咄咄逼人，甚至是怪诞”的行为，在中国国内看来却完全是合理的。要了解其中的缘由，必须了解中国建立之初，中共政治制度如何影响外交官的行为。

　　他指出，中共外交的基础是由周恩来所建立，其典范即是“人民解放军”。

　　彼得·马丁表示，周恩来奉命建立中共外交使团时，屏弃了留在大陆、经验较丰富的前国民党外交官员，以“刚毕业的学生、退伍军人和农民革命者”重新组成新外交使团。其中，“许多人不会说外语，有些人甚至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

　　他指出，当时在中国公众的眼中，“外交往往与软弱和向外国势力屈服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共“绝不允许自己的外交官示弱”。

　　周恩来以所谓的人民解放军，作为外交官员的典范，要求他们像“穿着平民服装的人民解放军”那样思考和行动。

　　“在需要时，他们会很好斗，而且纪律严明。他们会本能地遵守等级制度，向上级报告他们所做的一切。必要时，他们会互相告发。”彼得·马丁写道。

　　“最重要的是，像一支‘文装军队’那样工作的想法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外交官的第一忠诚，始终是针对共产党的。”

　　文中引述了前中共外交部翻译官高志凯的说法。

　　“他们对外交部采用了与军队相同的纪律”，高志凯称，“压力是巨大的，每个人都在监视其他人。”

　　彼得·马丁指出，七十多年来，这些做法仍在实施。经历了革命、饥荒、资本主义改革，到今天试图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周恩来设定的做法仍持续发展。

　　一位不具名的中共外交官向作者透露：“我们与其它部门非常不同。”

　　“我们的不寻常之处在于，我们有一种自1949年以来一直持续的强大文化。”

　　马丁指出，中共外交官“害怕在党的领导人和中国公众面前显得软弱”，这使得他们过度关注小的战术胜利，而忽略了大局，也使他们单调地重复官方谈话要点，却无法即兴发挥，针对不同受众调整谈话的方法。

　　中共体制终将限制国家发展

　　中共外交官在国际社会上的异常，恰恰反映了中共专制政体的缺陷。

　　“中国的政治制度，对其外交官的表现设置了严格的限制。归根结底，这个制度更善于压制批评者，而非说服他人。”彼得·马丁写道。

　　“在北京政治局势紧张时，这个系统的表现尤其糟糕，此时中国外交官更关心确保自己不被指控不忠，而非提高他们国家的声誉。”

　　结果，中共大使们采取了更加傲慢、甚至好战的语气，来证明他们对党领导人的忠诚。

　　“这就是为何阻碍国家发展的，最终将是中国的制度。”彼得·马丁写道，“傲慢但脆弱，有权力但缺乏安全感，中国外交预示着，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