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偌大的北京城，还有这样一个小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被围墙圈起来，门口有岗哨，围墙里面有办公楼、住房、幼儿园、小学……大家衣食住行都在一个大院中，也就自成了一个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中生活的年轻人之间，有一些不言自明的“潜规则”。

　　一、神秘的北京大院

　　中共窃政后，北京成为了中国的政治中心，人们开始涌向北京，其中也包含着因为工作原因必须留在北京的机关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亲属，出于各种工作和生活需求，各个国家重要机关纷纷在北京建立总部大院。

　　中共政府成立前，中央办公大多是在北京内城里的王府中，但是这些王府也无法满足众多机关单位办公和居住的需求。于是1951年到1961年，北京开始向西、西北和东部扩张城市空间。

　　北京大院是中共窃政后的一个特殊的政治产物——这是一种特殊的城市空间构造，并不是普通的北京四合院。院内不仅有房屋建筑，还有街道、各种配套设施，相当于一种特殊的现代小区。

　　沿着长安街一线建起了外贸部、煤炭部、纺织部；在复兴门外的三里河一带建立起了机械部、财政部等；解放军各军的机关分布在公主坟至西山脚下；以八大院校为代表的科研大院则集中在城北的学院路。

　　北京大院主要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军队大院，这里大部分是军事机关人员居住，也占北京大院的大多数。剩下三种分别为国家机关大院、高校大院、大型国营工厂大院——这些一般都是为相关单位的人员服务，一般距离他们工作的地方很近，但是不对普通的老百姓开放，车辆没有通行证也不能随意进入。特别是军区大院，五步一岗，三步一哨守备力量非常森严，进入大门需要相关证件，还需要进行登记。

　　其中军队大院、国家机关大院被统称为“机关大院”，它们“孤悬于旧城之西”，又不属于北京市的管辖范围，而是直属国家。因此大院内部的修建与改造都无需北京市城建部门的审批，可以自行决定开发改造。

　　在这些北京大院中，由于外来人较多，大院的文化也是极其多元的，可以说，大院就像一个大熔炉，融合了各地的文化。

　　来自各地的人因为工作原因生活在一起，大人们说着带有方言的普通话，而小孩们说着“新北京话”，在这里形成的新的文化与传统的北京文化截然不同。居住在大院里的一般是公职人员、学者及其家属。

　　相对于胡同生活来说，大院的生活是极其舒适的，单位提供了房子和所有的配套措施，还有医疗服务和子女的教育，大院里一些生活必需品如水、电、超市商品等，也有政府给予的福利补贴，大院里有食堂，每天会有三次广播，大家根据这三次广播安排作息。

　　这些条件对当时生活在尚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难得的。

　　当时的大院生活更能满足当时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美好想象，一道围墙，将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人活成了两个世界。这样自给自足的生活使得大院人的联系日益紧密，和围墙外的接触交往反而少了许多。

　　北京的单位大院就这样接纳了中共国成立后最大一批移民潮，形成了北京特有的“大院文化”。它所代表的中共革命文化，也是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主流文化"。

　　二、北京大院子弟的社会“潜规则”

　　北京大院的子弟，不同于第一代移民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也不同于北京原住民，北京大院子弟作为第二代移民，他们过早地离开了家乡，因此对家乡没有复杂浓烈的感情，也不把北京看作是故乡，他们所认为的故乡，就是“北京大院”这个特殊的城市空间。

　　生活在这样一个小社会，大院子弟中有着自己特有的“潜规则”。

　　1.严格的等级区分

　　不同于胡同里因为几代人的相识而相对稳定的邻里关系，大院里的人因为单位原因有着严格的等级关系，第一代大院人大多都是机关的工作人员，有着清晰的上下级的区分。因此，第二代大院人中这种等级关系和派系关系都体现得十分明显。

　　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顾及家中的孩子，大院的孩子从小便过上了集体生活。

　　孩子们从小便被送到大院附属的托儿所，一星期才回一次家，上了小学，也是去大院的附属小学，仍然会被安排住校，大院子弟们从小便被要求自立自强。即使一周回家一次，孩子们也鲜少看见父母的身影。

　　因此，大院中的家庭关系并没有普通老百姓家那样紧密，相反，由于他们从小就上同一个学校，在18岁之前的生活都是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他们大院子弟之间的联系却异常紧密。

　　大院子弟的团结在十年动荡中达到了最高峰。当时生活在大院中的大人们疲于应对各种斗争，孩子们也不用去上学，大院便成了孩子们的天下。那一时期，大院子弟和胡同孩子之间经常起冲突。大院的孩子们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岔架”中，建立起了浓厚的集体感情。

　　但是大院的孩子之间也有分明的等级，这个等级的划分和父母的官职高低有着很大的联系。

　　在小学，孩子们经常把大人们的肩章拿出来比较，父母官职较高的孩子更容易在一起玩耍。凭借着父辈的官职高低决定孩子地位的高低，这是真实社会中才有的功利性特点，而这也使大院的孩子在之后能够比常人更快地适应社会生活。

　　除去职位高低之分，大院的孩子们也有年龄之分。一般情况下，只有相近年龄的孩子才会玩在一起。而作为人生阅历更丰富的“年长者”，一般有权力使唤年龄小的群体。

　　不同于老舍笔下四合院里居民们家长里短的北京胡同文化，生活在北京胡同中的人，他们闲适、宽容，邻里关系稳定，甚至祖上几代人都相识，大院人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的父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者，大院文化是一种革命式的、斗争式的文化。

　　和政治工作中的派系斗争相类似，大院的孩子们也有自己的派系。比如，司令部的人和政治部的人互相看不上，两派的孩子们若是在大院里见了面，便很容易起冲突。

　　2.广谈政治

　　不同于同龄人只是谈论生活，大院子弟们对政治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因为父辈职业的原因，大院子弟们对政治也十分敏感。

　　一方面，他们自小便知道了军衔的等级划分，了解机关工作的职位及其地位，甚至他们也能了解到各个职位的具体工作，这对胡同中的同龄孩子来说是很难了解的消息，于他们而言却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另一方面，父母的耳濡目染也使得大院子弟对国家乃至国际的政治新闻有更多了解。资源优势使得谈论政治成了大院子弟谈论的话题。

　　平日里在生活中听闻的政治事件以及大人们对此的评价使得他们从小便有着较高的"政治素养"。

　　三、大院“潜规则”下成长的大院子弟

　　在小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大院子弟，往往性格坚毅，自立自强，他们比常人更早接触社会的“潜规则”，也就更早地成熟起来，更能融入社会，他们在享受父辈带来的生活便利和社会荣誉的同时，也必不可少地承担了较大的压力。

　　受到父母的影响，他们或许对某些领域有着天然的好感和热爱，或者总有一些“英雄情结”，这对他们之后的道路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比如原空军司令员王海的女儿王小华，最后成为了一名女伞兵，原空军司令部科研部副部长的儿子朱江滨成为了航空专业工程师，他们都无意识地继承了父辈的传统和使命。

　　也有不少在北京大院长大的孩子，最终在文艺界崭露头角，他们虽然没有继承先辈的衣钵，但他们的作品依然和北京大院息息相关。

　　其中代表之一王朔，虽然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他作为大院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受到大院文化的深刻影响，我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北京大院的生活状态和北京大院子弟们在这个小社会中的成长印记。

　　现如今，虽然北京大院依然存在着，但隔绝两个世界的围墙已经慢慢隐形，北京的胡同也逐渐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减少，更多人生活在现代的小区中，大院中的集体生活也成为了陈年往事。

　　但大院的孩子们身上依然有着难以抹去的“大院子弟”印记，在70年后的今天，大院子弟已经从第一代到了第二代乃至第三代，在独特的“大院文化”中成长的人们有着自己独特的人格特质，往往使得他们显得与众不同。

　　这些大院子弟们在父辈无法无天精神的洗礼下，加上之前大院小社会的磨练，快速地融入社会，成为了中共国特色的腐败大军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