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ers Corr：尽管华为等中国多家电讯公司存在明显的间谍危险，但“南营世界”（the Global South，指“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分布于全球南部）各个国家正急切地与其签署电子政务和云基础设施服务。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CSIS，总部位于首都华盛顿，是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库）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确定的总共70项交易中，大部分来自亚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这些交易早在2006年就开始了，涉及的41个国家中，大多数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组织认定为“部分自由”或“不自由”国家。这份最新报告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乔纳森‧希尔曼（Jonathan Hillman）和梅西娅‧麦卡尔平（Maesea McCalpin）制作完成，英国《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曾对该报告进行报道。

（译注：“自由之家”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是一个反对集权主义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对世界各国民主自由程度的年度评估，常被用于政治科学等方面的研究。）

尽管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电子间谍行为早已发出警告，并且有大量证据表明华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广泛施加影响，但华为的国际交易行为仍然获得签署如常进行。2019年，华为花费了近300万美元用于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并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前政府高官过从甚密。有消息称，同年该公司聘请了一位前奥巴马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政策高级主管，在华盛顿进行游说。

2018年，中国的另一家电讯巨头中兴通讯（ZTE）雇用了2000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Politico）报道，中兴通讯“保留了另外两名前联邦议员的游说服务，即明尼苏达州前联邦参议员诺姆‧科尔曼（Norm Coleman）和内布拉斯加州前联邦众议员乔恩‧克里斯滕森（Jon Christensen）”。“川普竞选团队的前通讯副主管布莱恩‧兰扎（Bryan Lanza）今年早些时候亦通过水星公共事务公司（Mercury Public Affairs）为中兴通讯效力。”

昨天一位加拿大学者向我展示了他的一项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显示华为与一连串颇具影响力的加拿大人关系密切。根据该学者的研究，三位加拿大前总理和三位前外交部长与对华软弱政策和中国金融状况有关。他目前尚未将这个研究成果公诸于世，因为担心由此招惹轻率的法律官司。如果公众想要揭露中共对于我们民主体系带来的腐败影响，我们就需要改善立法以保障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

这种立法的缺失，部分原因是我们的立法者本身就卷入了这种腐败行为。因此，这就难怪中共一向把我们的民选政治人物当作垫脚石了。那些政客不断滥用竞选捐款，离开公职后又通过咨询等方式谋取私利，如今品尝到了被中共利用的恶果。最新的案例就是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他由于各种游说失败而受到公开羞辱，其中就包括推动一个总价达10亿美元的中共投资基金项目，这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计划。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项明显轻描淡写的报告（该中心也接受了来自中共的资金捐助）指出，“随着华为作为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供应商，开辟了一个利基市场，它正在建立一个战略地位，可以为中共当局提供宝贵的情报，甚至是胁迫性的杠杆。”换言之，如果华为记录了一国首相在石油交易中收受回扣、对妻子不忠或购买可卡因等丑行，华为就可以利用这种道德缺失作为“胁迫性杠杆”，迫使首相为中共卖命。

我们的各个智库是时候清晰而迅速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否则它们和我们其他人一样，都会被外界的噪音所淹没。智库们应该公开承诺不接受与中共有关的资金，包括通过依赖中共而盈利的美国和欧洲公司。如果这意味着这些智库大厦因此少了一砖一瓦，那就坦然面对吧。相比花哨光鲜的门面，不偏不倚的客观分析才是智库价值之所向。与此同时，智库专家不能安于现状，不能甜言蜜语，而是要面对现实居安思危。

华为的影响力还延伸至世界上最具声望的顶级大学。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自2013年以来与该公司进行了价值约1100万美元的交易，包括捐赠和研究资助；再如康奈尔大学（Cornell），与华为签署了价值100万美元的合作协议。

英国牛津大学在2019年初才对华为的捐赠和研究下发禁令。当时，与华为的合同金额只有69.2万英镑。谁都不知道在这之前有多少钱已经流走了。到2019年9月为止，与中共联系紧密的美国亿万富翁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史蒂芬‧·施瓦茨曼，黑石集团创始人）已经向牛津捐赠了合计1.5亿英镑。

大多数世界知名大学早在一年前的2018年就大幅削减了华为项目。华为与这些大学的许多项目均涉及敏感技术，如半导体、机器人和在线云服务等。

设在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的华为数据中心存在对黑客攻击的严重漏洞。2012年，华为与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的非洲联盟总部签订了一份通讯合同，结果该组织的官员指责中共在五年内连夜入侵其计算机系统，以盗载机密数据。当然，华为否认占有客户数据。然而，这是一个明目张胆的信口雌黄，除非他们想辩称“偷窃”并不是真正的“占有”。对，就是这样。

美国声明指出，华为利用其设备中的后门技术，帮助中共当局刺探穿越美国政府设备的数据。美国正义地制裁了华为公司，限制其购买半导体以及其它关键技术。然而，华为公司为全球市场生产的电讯设备比任何其它公司都要多。所有这些都只是中共全球影响力的冰山一角，我们的国家巨轮随时都有沉没之虞。

当我们能够感觉到海水浸入鞋底时，让我们坦然面对。各国都存在间谍行为，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世界。据报道称，美国曾监听了35位世界领导人，包括欧盟官员以及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曾在30天内侵犯了法国公民7000万个电话记录。那个事件发生在2013年，时任总统奥巴马就此公开道歉，并许诺终止。是的，没错，这就是现实。

当各国政府承诺放弃间谍活动时，事实其实是从未终止仍在继续。这就是各国政府的所作所为。

中共当局从不承认其间谍活动，更不曾为此道歉，但理所当然地对任何重要人员进行间谍活动。而且，像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将无法违抗中共当局下达的任何命令。中共法律要求他们言听计从。

川普总统任内的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任期间曾指出，“依照中共的《网络安全法》，像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若被当地政府要求提供任何东西，基本上是有求必应，有令必行，几乎没有挑战反抗的余地，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因此，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国家安全危机，每个人都必须时刻关注。”

既然明白各国之间存在间谍活动，甚至盟友之间也难以幸免，而且这种国际间谍行为是一种强大的国策工具，我们就不能天真地期望像美国和中国这样处于地缘政治竞争关系的国家停止间谍活动。那么，更现实的做法就是假设任何具备间谍活动能力的国家都会进行间谍行为，并尽一切所能确保像中共这样在价值观方面表现极差的国家无法占领全球关键科技的高地。

在两三个国家或193个联合国会员国里选择志趣相投的合作伙伴，道不同不相为谋。与其购买用于威胁全球民主国家的廉价中共华为产品，不如选择芬兰和瑞典的诺基亚或爱立信设备。这些国家往往比许多其它国家更支持自由、民主和人权。因此，至少他们的间谍活动可能被用于伸张正义。如果您认识到美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在军事和经济上强大到足以抗衡中共的国家，那么您也可以通过购买美国公司的设备来赋予这个全球民主国家的守护者以更强大的力量。

我一直身体力行，信任美国，抗衡中共。您也应该参与其中，而不是置身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