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经济崛起的四大特征：一是人均值很低；二是权贵的高度垄断性；三是企业对官僚的依附；四是贫富悬殊加深社会矛盾。中国模式违反现代文明和时代大潮，必将被抛弃。

　　中国经济的发展，过去在国际上被轻视为“世界工厂”，经过这次世界金融海啸之后，中国在危机中复苏得比美国和欧洲各先进国家快些，于是中国官方便乘机造势，夸耀中国经济崛起己超越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再过十年或十五年，便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和强国。这样的鼓吹，给世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中国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比欧美自由资本主义更好，值得世界仿效。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且来揭开宣传假象的面纱。除了比较人均GDP之外，还要比较人均国民收入。所有中国官方吹嘘的言论，有一个明显的吊诡，就是拿十三多亿人口的中国，同人口只有八千二百万的德国和人口一亿两千七百万的日本放在同一平面来比较，这样的比较是很不合理的。要比，必须拿人均数字来比。如果将中国GDP以人口平均来计算，中国不仅远远落在日本和德国之后，甚至比斐济、阿尔及利亚都不如。

　　GDP要看人均值才有意义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字，二○○八年中国总GDP为三十一万四千零四十五亿元人民币（原先说是三十万零六百七十亿，后来声明修订，增加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五亿，成为三十一万四千零四十五亿），按照二○○八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六点九四折算，为四万四千五百二十二亿美元，以十三亿二千四百万人口平均，则人均GDP是三千三百六十二美元。

　　根据国际货基金去年四月发表的《二○○八年年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中国在此表上以人均GDP三千三百一十五美元被排名为第一百零六位，现在照GDP已加增订来排名，也只提前一位，为第一百零五位。如同排名第十五的美国（46859美元）比差十四倍，同排名第十九的德国（44660美元）比差十三倍，同排名第廿三的日本（38559美元）比差十一倍半，同排名第廿八的香港（30755美元）比差九倍，同排名第四十三的台湾（17040美元）比差五倍。

　　如果不是虚荣心作祟，中国实在不必要在GDP上大作文章，将自己吹嘘成世界第二！其实GDP只能说明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它并不等于人民真实的生活水准。所以，与其强调GDP，不如强调国民的人均收入。

　　二○○九年十月新华社报道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报告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二千七百七十美元，相等于人民币一万八千八百三十六元。手头有一份国家统计局二○○七年发表的以一个季度为基数的全国各地区国民人均收入统计表，其中全国平均一个季度的国民收入是四千三百二十二元，拿它乘四个季，等于一年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一元，同上述的数字相接近。不过中国幅员大，各省各地的差距相当大，上海属于富庶之区，人均年收入接近人民币三万元，甘肃便只有一万元，相差两倍。

　　上述的人均收入也只能算是一般性的数字，尚无法看得出同一地区贫富之间的差距。事实上同一个省市，有的人富，有的人穷，穷人永远比富人多。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民去年十月，在联合国就联合国经费分摊比例议题所作的发言中曾这样说：“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低于一点二五美元的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超过二点五亿。”一点二五美元一天，等于四百五十六点二五美元一年，折成人民币约三千一百元。可见中国尚有二亿五千多万人的年收入低于三千一百元人民币；他们收入之低，只及国家统计局所列最贫穷的甘肃省人均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

　　权贵政府垄断国家资源和财富

　　单看人均国民收入，仍无法显示中国贫富悬殊的严重程度。据胡润百富资料所示，中国全国有八十二万五千个千万富豪，有五万一千个亿万富豪。但我翻阅胡润和福布斯有关中国富豪榜的资料，发现他们所公布的富豪都只是民间资本家，那些隐藏在国企和央企里面的权贵富豪，完全没有触及。当然，胡润和福布斯决不会将中央领导人和高干子女列入百富榜，这是禁忌的事，会触犯“国家机密”的。

　　事实上真正掌握中国财富的，还不是民间企业家，而是国营企业。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管会属下，有一百八十多家名为中央企业的大财团。这些企业垄断了全国所有主要资源及其经营，从核能、航太、军火、航空、电力、石油、矿产、电子、汽车、航运、钢铁、机械等重工业，直到纺织等轻工业，以至于粮油等农产品，都在它们控制范围。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直属国务院，控制着几间国营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主导全国金融政策。中国证监会监控着股市活动，中国投资公司则从事外汇资金管理和投资。这些机构才是真正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的旗手。

　　自从中国股市成熟之后，有相当部分中央企业加以分拆或整合，在国内和香港上市，吸收民间资金，同时也给官僚资本家开启入股成为企业股东的机会。

　　中央企业具有民营企业无法企及的特点，那就是它们有权获得国家财政拨款支援；只要中央政府认为有必要的时候，随时可以从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获得增资。自从中央确定推行向外扩张的“走出去”政策之后，特别是石油气企业和稀有金属企业，都能获得中央大力支持，向世界各国进行收购和兼并。

　　中国的银行的特点是，贷放款受政府政策和权贵势力影响，无法绝对自主，因此呆帐率特别高；但它同时受到政府保护，没有破产倒闭的危险。这种情形在中国加入世贸之前更是显见，弄得朱镕基焦头烂颜，想出剥离之策。一九九九年，他曾将四间国有商业银行和开发银行约一万三千四百亿元不良贷款从银行剥离，划归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希望更新银行管理体制，结果是，旧痈剥离，新疮又生，剜肉补疮，无济于事，只要社会权力结构没有改变，银行是无法独善其身的。到了温家宝手里，○四年和○五年又进行第二次剥离。按照西方正常的银行体制标准，中国的银行不知要破产多少次了，但是在中国，银行是政府的，政府怎能让银行倒闭酿成金融风暴？

　　企业依附垄断制度造成国进民退

　　由此我们可以见到中国经济制度的特殊性。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由政府垄断的指令性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在吃尽计划经济苦头之后改轨易辙，实行市场化，与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接轨，但政府垄断本性未改，指令性的行事改称宏观调控；于是政治上的权力垄断便与经济垄断结合起来，产生权贵资本主义。

　　由于与世界资本和世界市场接轨，所以才有引进外资之举。起初引进的是港资和台资。有了港资和台资的成功之例，随后又引来美欧日资本的进入，凭着廉价劳动，成为世界工厂。由廉价劳动所制造的廉价产品氾滥世界，由此才给中国换来大量外汇储备，逐渐走进Ｇ和２Ｇ。怪不得美国《时代周刊》要将中国劳工列为二○○九年时代风云人物。

　　中国经济虽然与世界接轨，它所接的主要不是金融，而是商品，因此世界金融海啸对中国金融体系并无太大影响，冲击大的主要是美欧人民消费锐减，大大降低了中国出口贸易；而受到出口暴跌打击的，首当其冲是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政府垄断的国营企业，其强势是拥有国家财力、资源和政治权力，因此，当政府宣布以四万亿人民币解救经济危机计划，并放松十万亿元银行贷款的时候，名义上说是刺激内需，实际上这批钱全都落入地方官僚和国企央企手里，成了他们炒土地，炒楼市、炒股市，造政绩的资本。

　　解救金融危机的“国进民退”

　　中国经济在世界危机之所以能够首先复苏，其原因是，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以出口贸易为主，中国政府凭着历年积聚的外汇储备，和由高税率低福利得来的高速度财政增长，当机立断，大手笔放出十多万亿元去刺激投资，来抵消出口锐减的冲击，暂时站稳。但是这一大手笔的刺激，并未真的刺激起内需，只是刺激起一时狂热的投机，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潜伏的泡沬经济和通货膨胀的隐患。

　　金融海啸促成中国官营企业向世界扩张和“国进民退”，但官商垄断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自由市场，而是以官商利益为主的市场经济。因此，民间资本在这样的市场经济里大受权力干扰。所有民营企业，无论大小，其存在和发展都必须得到官僚的照应；大企业要找大官僚为靠山，小企业找小官僚为靠山；多数情形下还要向官僚进行巨额利益输送才能存活。这样的勾结自然种下祸根。虽然越是有大官僚靠山，发展机会越大，但风险也跟着越大，不知几时这大官僚的靠山会在权斗中败阵下台，连带地使自己的整个企业顷刻崩塌，倾家荡产之外还要同受牢狱之灾。

　　二○○七年还是胡润百富榜上首富的黄光裕，二○○八年便锒铛入狱，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据胡润自己说，从一九九九年至二○○九年，在他的百富榜上落马的富豪共有五十位，其中十九位判刑入狱或等候宣判，包括上海首富周正毅在内。刑期最长的是荷兰籍华人、欧亚实业董事长杨斌和南德集团董事长牟其中，他们均被判十八年徒刑，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被判十年。华晨汽车董事长仰融，资产被官方强占后逃亡美国，最近传说，他想重返中国东山再起。有人戏称，胡润榜是“杀猪榜”，上了榜便要被人，这就是中国民营大企业家悲剧的概括写照。

　　自去年起，“国进民退”成了财经界热门的话题，因为金融海啸和政府大手笔解救危机计划助长了“国进民退”。一方面，金融危机在相当程度冲垮了民间企业；另一方面，政府解救危机的钱像井喷一样都流到地方政府和国企手里。这就是“国进民退”的局面。

　　现在，国企和政府大官僚一样，财大气粗，他们是危机的得益者。在国际上，国企籍西方经济疲敝之机，并购外国企业，开发非洲、中亚和中南美市场；在国内，则扩大投资和市场占有额，挤掉民企。于是出现宝钢吞并民营宁波钢铁，山东钢铁吃掉民营日照钢铁，山西煤炭赶走浙商小矿主，中粮插足蒙牛，国内土地资源多数被国企控制，国有房产企业霸占了六成房地产市场，中石油正开始向天然气下游市场进军，企图上下游通吃。而东星民航的倒闭，固然同它本身经营不善有关，但若它换作国营企业，即使经营不善而亏空，也有国家财力撑住，不会倒闭。

　　“国进民退”的局面，同时也可说明温州资本为什么老远跑到杜拜去投资那里房产的道理。温州资本以小商品发迹，在国内己无适当的空间让他们发展成现代化企业的机会，只好集合资本到上海、杭州和杜拜去炒楼，否则别无出路。

　　中国模式不是现代文明模式

　　从上述各个层面的粗略分析，大概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崛起的图景；这样的图景，也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

　　世界上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有其必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这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凡是存在的，都是现实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现实是否符合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途径，是否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

　　现行的中国经济体制，是一由权贵政府垄断的市场经济，垄断本身就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规律相背离，更何况在中国，政府垄断是由独裁政治所派生的，权贵们垄断了政治权力，进而垄断了国家经济，由此结成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成为社会上的权贵阶层。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发展的成果及其利益，绝大部分落在权贵阶层手里，由此产生社会财富分配极大不公，富者越富，贫者即使不是越贫，但贫富悬殊的差距势必不断扩大，促使社会向两极分化，其结果必然加剧社会矛盾。而政治上的独裁，权力不受制衡，更加深化社会矛盾，人民永远处在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地位，得不到自由和平等。这样的社会决不会是现代化的社会，更不会产生现代文明。

　　因此，中国的模式，不是现代文明模式，而是暴虐社会，它已背离时代大潮和世界大势，迟早要被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