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进民退”似乎有加快的趋势，自从2019年以来，受到美中对立、疫情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企控制权转手数量又创下新高，中国媒体近期报导，统计显示近3年来，有高达90间A股上市公司从民企变国企，数目还在逐年增长。

中国《21世纪经济》报导，2017年至2021年4月底为止，中国A股共有491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改变，其中，中国国有资本是最主要的买家，特别是地方国资。中国国有资本在2018-2019年集中“扫货”，2018年国资接手控制权的转让案例分别佔整体逾3成，2019年更高达6成。

先前BBC曾经报导，回顾这段中国民间企业被打压的历史。中共在建政之后实行公有制经济，并在1950年代透过“公私合营”，将私营企业收为国有。公私合营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资方则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

1954年以后，中国的私营企业在经营上遭遇很大的困难，部分工厂或商店，除了停工、停薪，甚至歇业，迫使私营企业不得不仰赖政府的安排，接受公私合营的企业也愈来愈多。于是，银行、铁路、钢铁、矿山、电力、对外贸易等关键的经济部门，几乎掌握在政府手里。到了1955年，私营企业已经完全失去独立的条件，离开政府的安排，就难以生存。

1956年2月3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一场资改工作座谈会上甚至提到，“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1亿9000多万（人民币），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

邓小平执政 民企大扩张

到了1970年代末期，邓小平主导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才让私有经济有机会再次复甦。私人企业也从当年的小摊、小贩、个体经营，发展到后来民营经济曾佔中国GDP比重超过一半。但在六四事件之后，民间企业再度受到打压，在政治矛头对凖民企的氛围之下，国家政策向国企倾斜，政府也收回许多向民企开放的领域，很多民企因而破产。

私营企业骤减的情况，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才有所改善。邓小平南巡，被认为对中国的民企有起死回生的效果。1990年代现代化企业改革，努力将政企分离、抓大放小，使得国有经济比重大幅下降，民营经济比重快速上升。

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实施“有退有进、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也就是在这次的政策指引下，出现了人们称之为“国退民进”、“产权转让”的国企改革。到了江泽民当政时期，中国也开始重视经营民间企业的人士。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论述，以委婉的措辞表示民企老闆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2004年中国人大还修改宪法，明确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中共政权长期歧视民企

只不过，中国对于民营企业一直以来的歧视，却从来没有消除过。无论是党章还是宪法，似乎都不能完全确保民营企业在政治上不会受到歧视。每当“私企退场”、“新公私合营”等说法一出现，都会引发市场恐慌。长期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家都自嘲民企是“养子”，而国企才是“亲生儿子”。

2013年习近平上任后积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虽然混合所有制理论上有4种方式，国有、民营、外资或企业员工为主，但基本上，目前来看以国有为主，将民营、外资企业融入国企才是最主要的结果。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愈来愈明显。BBC报导，1名前中国国企高层指出，在2017年十九大以后，中共对民企的态度主要是收权而非放权。一方面，这是因为执政党相信公有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开始膨胀，也不再依赖外资。

阿里、腾讯等 多家民企创办人被退休

从过去直接没收民企、公私合营，走到现代由国企收购经营不善的民企，或低价抢占民企的市场，中国国资介入民企的形式已经比以前更加隐蔽。不容易贷款、员工社保和企业税收等问题，都迫使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不得不接受国有化。

2018年2月23日，中国保监会宣布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震撼市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类似做法。在2019到2020年间，又有多个民间企业的老闆“被退休”，例如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百度创办人李彦宏、京东创办人刘强东、联想创办人柳传志等。

2020年11月，习近平2次南巡，特别强调清末民初所谓“实业报国”的张謇精神。12月上海交易所便暂停蚂蚁集团上市计画等一连串的行动，呼吁要加强反垄断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华尔街日报分析，习近平一向对民企缺乏信任，在此之后则是果断出手加大控制。

该报也指出，中国政府透过几种方式加强对民间企业的控制，首先是向民营企业内部安插更多中共党员，接著切断部分民营企业的信贷渠道，最后是要求国有企业高管调整业务以适应国家目标。如果有民企不服，中国政府甚至会完全接管那些不守规矩的民企，直接把他们纳为国有企业。

这些都反映中共高层的想法，市场和民营经济对中国崛起固然重要，但无法预测也不能完全信任。2020年，中国引导经济从疫情中实现V型复甦，让中国更加确信国家计划模式更适合管理複杂的经济。而在美中关係紧张的背景之下，中国欲加速科技研发与美对抗，包括AI、晶片、航太等前端科技领域，也将大量仰赖国企，尤其在拥有敏感技术或高度垄断的领域，“国进民退”的现象看来也只会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