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评论文章：习近平在上周召开的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警告中共的高官，腐蚀和反腐蚀斗争长期存在，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反腐败没有选择，必须知难而进，还特别强调，对政法系统腐败严惩不贷。这个话也正应了中共去年的反腐态势。

　　2020年中共的反腐看似搞得热热闹闹，共有18个中管官员被抓，其中政法系统有4人，按落马的时间先后，分别是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邓恢林、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江苏的政法委书记王立科，至于被查处的省部级以下地方政法官员就更多了。这表明，习近平以反腐之名对公安和政法系统这轮的整肃正在起到效果。

　　政法系统是腐败的重灾区

　　从中共的腐败状况看，虽然习式反腐已经进行了多年，落马的大小官员数量如过江之鲫，但在中共庞大的干部队伍里依然只占少部分，更多的腐败官员成了漏网之鱼，这其中有些是被有意放过。政法口无疑属于腐败的重灾区，以员警为代表的政法系统，在中共的官僚体系里被看作强力部门，直接保卫中共的政权安全和各级领导的安危，它们的权力往往只受控于少数几人，难以监控，所以该系统存在大量严重的腐败是可以想像，也是必定的。

　　习近平2019年就部署了针对公安和政法系统的专项整肃，但全面推开在去年。从习的考量看，此番以反腐名义对政法系统的整肃，既是整个反腐行动的组成部分，也有着他的特定目的和动机。前几年的反腐，政法系统受到的牵连相对少点，这主要是他要借助公安和政法力量去展开反腐，不能过早把矛头对准他们，但在反腐取得成效，其他领域官员纷纷落马，且个人威权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下一步就要拿政法系统开刀。原因除上面说的政法官员也存在严重腐败外，还在于政法部门作为中共专政工具的特殊性，它既保卫中共政权和领导人的个人安全，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和驾驭它，中共政权和领导人的个人安危很可能被它反向威胁。如何来理解这点？可以从两个角度看。

　　一是专政工具和大众的关系。中国民众平时最害怕最不愿打交道的部门，恐非公检法和国安等政法口莫属。多数民众会认为，和这些部门打交道，人身安全和自由最得不到保障。许多冤假错案、野蛮执法都出自它们。中国的法律本身很不健全，作为执法机构兼具专政工具，一方面，员警等在现实的执法中常常滥用法律和自身权力来威胁不配合它的公民，不像其他部门的威胁，只是造成经济损失，政法部门威胁常涉及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让人害怕；另一方面，专政工具的性质又使它逃过其他公权力的监督，而只受掌握本层级政权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少数几人支配，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执法中的权力滥用，为所欲为。

　　中国的官民矛盾和冲突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警民矛盾和冲突。这既有员警等自身的粗暴执法因素，更多是由当局在处理和民众的冲突时滥用专政工具导致。它的后果就是警民关系高度紧张。由于员警代表的是国家力量，警民矛盾和冲突也被看作或者常常演化成更大的官民矛盾和冲突，成为社会不安的一个动因，冲击中共统治。换言之，由于政法系统滥用法律和权力，它本身是制造社会冲突的因素。

　　习近平用两手确保政法对自己的忠诚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可如果说在过去，中共也意识到此问题，但由于外部战略环境尚好，中共不担忧警民冲突、官民矛盾会受外部环境过多影响，故而无动力去整肃政法系统，那么现在习近平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外部战略环境的恶化对中国内部治理带来的显著影响以及因此对民众心理的微妙但却是有力的不利变化。中美关系、中国和西方的对立，在中国内部制造了躁动不安的情绪，尽管中共用维稳机制和工具以及民族主义的洗脑宣传压制住了部分民众的不满，但若外部环境继续恶化，中国经济出现萧条，国内的高压态势进一步强化，不排除大众的不满会借此形成一种声势。所以习近平要尽量掐灭能够引起民众不满的火星，这其中就包括员警等政法部门的滥权和压迫所导致的火星。因为越是在这种情形下，中共越是高度依赖员警等专政工具，从而越有可能在某个具体的执法行动中点燃群众不满。要防控这种现象的出现，减少警民冲突，就必须整顿政法队伍，改善警民关系，让他们转到习提倡的“一心为民”上来。而整顿政法队伍的最好借口是反腐。

　　二是习的个人威权需要，习要确保政法队伍对自己的绝对忠诚。中共最高领袖对威权和个人崇拜的制造，不外乎两手，一手改造思想，进行洗脑，一手惩处不服从。前者主要靠宣传和灌输，并伴随恐惧教育，而这个恐惧教育，就是对不服从的惩罚。要惩罚不服从，依赖专政力量，制造恐怖形势。当年毛泽东即通过延安整风，用康生做打手，在党内实行恐怖治理，以专政手段对付不听话的同志，终把自己缔造成中共的红太阳。

　　习近平也在运用这两手，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力与权威。当然，时代不同，方式和程度有别，但性质是一样的。就后手来说，对不服从的惩处，现在主要靠反腐，包括以反腐名义对政治对手的政治清洗。这几年习通过反腐，打击和削弱了党内多个政治派别，建立了自己不可挑战的权威。尽管如此，由于这些年得罪的党内外势力太多，稍有不慎，会被这些势力反扑，因此，他随时有一种不安感，要想绝对的安全，就必须确保对权力的绝对掌控，首先必须牢牢控制政法系统这个专政工具，建立起自己绝对信得过的政法队伍，让员警、国安、法官、检察官绝对效忠自己。虽然之前通过周永康案已经对政法系统清理了一遍，但习可能会觉得这支队伍还不干净，没有做到百分之百掌控。

　　“站位”必须忠诚不容政法系统有二心

　　一般来讲，政法系统落马的基层官员多是腐败问题，但副部以上、掌握一方平安的高官就不仅仅因为腐败，更可能涉习常强调的“站位”问题，即政治不忠诚。公安部长赵克志去年早些时候在东北调研时就强调必须确保公安队伍的“绝对忠诚”，去年落马的这几位高官据说背后和胡时代的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有牵连，是孟提拔上的人。而孟则是江氏人马，因此市场早有传言抓他们是要搞孟。即使此传言是真，孟也不一定会有事，实际上在我看来习多半不会拿孟开刀（这是另一层面的事情，在此不分析），但他不得不防政法系统有二心，尤其在当下这个特殊时刻。

　　不像毛时代，中共党内其他派系对习是压而不服，习要防止党内不同派系特别是他的反对者借当下这个艰难时期，利用他的施政失误向他公开或隐蔽的发难，引发全党共鸣，所以政法系统的绝对忠诚在此时就显得无可替代，只有自己完全掌控了这支队伍，对党内外的反对和不满势力才能起到震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