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纳·米特：未来的中国将如何重塑世界？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近日刊载牛津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拉纳·米特的文章，评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

　　作者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依然发出了一些国际媒体上常见的陈词滥调式评论，如“威权主义”“激怒别国”等等，这些观点多有偏颇之处。但他认识到部分西方学者预测的“僵化和笼统”，意识到中国崛起具有“复杂性”，已经比不少学者进了一步。

　　观察者网翻译本文谨供读者了解外国学者对华看法，不代表同意作者观点。

　　中国是否希望改变全球秩序，以增进自身利益，体现自身形象？这可能是当今地缘政治学领域最重要的问题，然而它所引出的答案往往更多地揭示出现代人的偏见，而不能展示中国未来的超级大国之路。那些想要预测中国会走上恶意扩张之路的人会援引北京今日的“攻击性”作论据。而那些稍显乐观的人则会强调中国政策中那些更具包容性的特点，或指出中国将要面临的诸多挑战，即使中国想要重塑世界，这些挑战也不会使其成功。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新冷战正在兴起，中国扮演着21世纪苏联的角色。

　　这种预测过于僵化和笼统，无法有效描述中国崛起的复杂性，既不能捕捉到中国未来目标中固有的不确定性，也不能识别出那些塑造了中国抱负的基本要素。今日的中国力量是一种多变的动态力量，由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消费主义（Consumerism）、全球野心（Global ambitions）和技术实力（Technology）综合塑造而成。我们可以称中国具有一种ACGT模式：这一英文缩写与DNA分子中发现的四种碱基缩写一样，组成中国力量的这些要素相互结合并重新组合去形成中国现代的政治身份和塑造中国对世界其它国家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希望加强其对中国社会的控制，鼓励消费主义在国内外兴起，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开发和出口中国自己的先进技术。如果不把这四个目标放在一起考察，就无法理解中国目前所处的位置及其未来的前景。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载本文

　　想要理解当代中国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走向，比如该国为何会这样应对新冠疫情，重要的是要理解中国的强势领导。但ACGT四种力量要素的重要性远超任何一个领导人或一场危机。它们塑造了北京心目中自己在后疫情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即中国将在亚洲扮演领导角色并输出其经济投资模式，这种模式借鉴了社群主义的发展理念，对自由主义准则漠不关心（尽管并不总是积极敌视这些准则）。为了合理化自己的做法，中国经常会求助于历史，比如援引本国的前现代史或重新诠释二战史事件。想要了解中国的发展方向，观察家们必须关注中国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种力量的表述和想象框架。

　　中国力量的纽带

　　中国共产党坚持认为，中国体制是一种贤能政治：中国社会能从党的有效领导中收获利益，而且利大于弊。至少在短期内，新冠疫情危机促进了国内的威权主义发展。在2020年初，中国吹嘘其能控制住疫情是得益于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府系统发挥了作用。

　　中国还具有全球野心。这一野心并不是空穴来风：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和他的共产党对手毛泽东，分别在1940年代和1960年代设想过自己的国家将在国际上扮演重要角色。现在，从雅典的港口设施到吉布提的海军基地，再到5G技术推广至全球，中国已将其全球野心与经济、军事和技术力量相结合，真正发挥了全球影响力。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布，中国将确凿无疑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为了站到这个舞台中央，中国一直在促进国内的物质消费。自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努力解决苏联最臭名昭著的一大缺陷：无法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中国的革命在过去40年里已经变成了一场消费革命，中国建立了一个越来越接近于无现金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网购刺激了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推出光棍节——这是全球最大的消费活动，在2019年的光棍节，中国售出了价值380亿美元的商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期待中国共产党能继续履行其经济承诺，即使中国经济因新冠疫情而在2020年初严重萎缩。中国日益繁荣的经济也使西方和亚洲国家受益匪浅，这些国家欢迎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去它们国家购买奢侈品、旅游和留学。

　　正是在技术领域，中国才在全球交往中真正找到了新方向。过去2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大量科研投入相结合，创造出了地球上最具创新性的环境之一。中国开发的新技术增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为消费者生产了新产品，也建立了大数据型国家。在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产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能力是最有竞争力和最具吸引力的部分。

　　国际秩序的参与创建者

　　组成中国力量的各种要素并不来自于某一总体计划，而是从一系列历史框架中产生的，这些框架还将继续对所有的中国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中国领导人通过借鉴历史去了解中国在未来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现在提出了一个“修正主义”主张，声称中国是1945年后国际秩序的奠基人；他们还推崇中国传统的治国方式；谋求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地位；并明确使用马列主义的语言和符号。

　　在1960年后的冷战时期，中国选择冷眼旁观，既没有加入西方阵营也没有加入苏联阵营。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不仅把自己塑造成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参与创建者，而且还把自己塑造成了关键缔造者。在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醒听众，中国是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第一个签署国，中国领导人近年来多次提到过这一事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承认其宿敌，即国民党及其西方盟友，是中共在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盟友，帮助中国赢得了这场战争。承认它们的作用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更大程度上重新解释中国历史，即现代中国不仅诞生于此前所想的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还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一转变并不是拘泥于历史小节；相反，它反映出中国如何想象自己和希望自己被别人如何看待。在获取二战胜利和创建战后秩序的叙事中，中国现在把自己摆到了中心位置。美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才参战，在此之前，中国在保卫亚洲和牵制50多万日军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为此牺牲了多达1400万中国人。

　　这一巨大贡献奠定了北京的底气，它坚持认为中国“参与创建了战后世界秩序”。它在二十一世纪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就基于它在二十世纪的这一所谓中心位置。中国现在是联合国第二大财政捐助国，其派遣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人数位列同类国家前十名。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不再履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义务和准则，这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的立场，即中国现在是1945年遗产最当之无愧的继承者。现在中国公众生活的核心话题仍与二战呼应。例如，中共官员将去年春天所谓的中国抗疫胜利归功于“人民战争”，这是引用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所用的语言。

　　而更古老的历史则巩固了中国对其全球角色的定位。近年来，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如阎学通、白彤东等，主张以前现代儒家的观点来理解国际秩序。西方观察家经常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解读为纯粹的现实主义。但中国借助传统思想来修饰自己的表述说明中国像所有其它国家一样，更希望自己的选择被理解为道德选择，而不仅仅是为了现实主义目的。当中国领导人使用诸如“仁”（意为“仁爱”）之类的字眼时，他们是在用伦理的、理想主义的语言来合理化中国的利益和行为。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长，中国将会越来越频繁的借用这些传统。中国领导人将阐述一套当代版的儒家学说，这套学说将与全球价值观相适应，强调“道德”和“共同的未来”，同时淡化更专制的儒家价值观，如社会等级观念。

　　这一基本上是道德中国的愿景支撑着中国另一大雄心：中国希望自己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这一目标并非空穴来风。早在冷战时期，中国就试图把自己打扮成当时所谓的第三世界捍卫者，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邪恶的资本主义西方和僵化的苏联。中国不仅将自己视为1945年后秩序的新守护者，还将自己视为后殖民世界非西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继承者，这是北京似乎正在努力尝试但却不可能成功扮演的双重角色。

　　今天的中国并不想在发展中国家掀起革命。相反，它认为穷国的存在可以有效证明一项政策——既要注重经济发展，又要维护国家主权原则。中国对外交往的这种形式并不一定必然会引发别国出现彻底的威权主义；埃塞俄比亚和缅甸等国的例子就展示了表面民主的国家（实际是不自由的国家）是怎样从中国发展模式中获益的。但中国的海外活动也没有鼓励任何自由化或民主改革。支持中国的人认为，促进发展的中国模式比任何推崇自由民主的模式都更加灵活。中国庞大的，或许还不成熟的国际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用来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的主要工具。

　　中国一面将资本投向海外，一面在国内更加坚定地使用马列主义论调。在专门给外国人看的声明中，中国官员现在已不再使用这种语言，这主要是因为在国际秩序中，中国正竭力展现自己已不再是一个革命国家，希望避免勾起别国的回忆。

　　但在国内，该党仍在使用“斗争”等措辞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斗争”体现了黑格尔的观念，即冲突必须先于最终综合体到来。中共还经常提到“矛盾”一词，这一概念是指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可能会产生建设性的后果。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用这个词来形容新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种措辞表明，虽然传统马列主义思想的许多方面，如阶级斗争，已很少出现在当代汉语表述中，但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消失。报告赞同这样一个事实，即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在中国仍是一个现实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希望呈现的整体成功叙事中，这种不平等被视为一个缺陷。

　　威权困境

　　当然，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实力和地位并不影响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北京已使其它国家难以再忽视位于ACGT模式核心地位的威权主义。例如，在2013年，中国大肆宣扬一带一路倡议将给受援国带来怎样的商业和技术利益。一些西方观察家甚至赞许地将“一带一路倡议”称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许多中国评论员对此懊恼不已，他们不愿意自己与美国的冷战斗士们联系在一起）。然而，七年后，中国的威权主义行径和言论使中国的威权主义面目更加清晰地展现了出来。例如，在新冠疫情的第一阶段，中国官员指出，和民主国家的官员相比，他们能更快地调动资源和收集数据，并宣布中国将为世界制造一种疫苗。

　　但不管它有何潜在好处，中国的威权主义不会轻易赢得全世界的人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增大的担忧也将随之蔓延。在像柬埔寨这样的非民主附庸国，中国可能会遇到较少的阻力，但在肯尼亚和赞比亚等国，中国遇到阻力的可能性就更大，在这些国家，议会和媒体可以辩论中国对本国的影响，公众对中国及其体制的态度也是复杂的，甚至还抱有公开的敌意。

　　如果中国全球力量的对抗性方面变得更加明显，这种敌意可能会变得更加尖锐。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长，北京将无法继续利用现有的安全保护伞，例如，在阿富汗，北约在本世纪头十年实际上起到了帮助保护中国资产的作用。中国在海外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外交利益越来越需要中国在海外扩展自己的安全保卫力量。尤其是在印度洋，世界可能会在此看到中国更多的活动，因为中国正寻求在一个由希腊、吉布提和巴基斯坦重要港口组成的三角形地理区域扩展本国的商贸利益。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统称为“四国集团”）今年11月在印度洋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

　　四国集团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视频截图

　　尽管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感到满意，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新情况。中国的外交手段能做到非常娴熟，但其目前常常尖刻而无趣的发言腔调却足以让许多潜在的合作伙伴望而却步；中国想要发展必要的软实力，把解放军未来任何可能的扩张塑造成为世界提供公共安全服务而非仅仅是为了满足北京的欲求，要想做到这一点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处理新冠疫情危机的方式已让许多此前一直在讨好北京的国家感到恼火。在2010年代末，中国在富裕国家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使其消费产品（如广受欢迎的TikTok应用程序）具有了与以前日本高科技产品相似的魅力。然而，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采取了一种高度对抗的外交方式，并在此过程中将西方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中国技术可能具有的威权特性上。

　　全球开始关注中国的威权主义将使中国更难向海外推广其模式。例如，中国要花费很大力气去让世界大国坚定承诺采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开发的5G技术。然而，像澳大利亚、德国、日本、新西兰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已明确表示本国不会使用华为的5G技术，因为他们担心中国产5G设备的安全性，担心这些技术与中国威权体制有关联。英国起初允许华为有所限制地进入其5G市场，但在2020年7月撤销了这一决定。今年6月，在中印军队于喜马拉雅山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后不久，印度政府宣布，今后将避免在其5G网络中使用华为产品。

　　尽管如此，非洲大部分地区、南美和东南亚国家还是更愿意采用中国的5G技术，而且仍有一大批国家可能也愿意承担采用中国5G技术的后果，因为中国技术既便宜又高效；对它们来说，接受这项技术所获取到的经济利益超过了任何安全顾虑。中国5G技术被别国广泛采用不会使中国获得全球主导地位，但这会让中国在全世界留下一个巨大的足迹。这样一个5G集团将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北京将有能力控制一个能影响许多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并有可能获得大量数据。

　　中国的世界

　　如果中国继续激怒其它国家，那即使是这种局部霸权也可能很难实现。北京对新冠疫情的最初反应表明，在压力之下，中国的威权主义倾向胜过了它与世界接触的愿望。许多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提议对病毒的来源进行国际调查。然而中国并没有像一个灵活大国那样欢迎这一提议，而是立即禁止澳大利亚大麦在中国销售。当英国政府暗示其可能会改变原先允许华为进入英国5G网络的决定时，中国外交官威胁英国“承担后果”，这就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来自中国的投资不仅是一笔商业交易，也是一笔政治交易——然而结果却恰恰是中国得到了它最不想要的禁令。中国在疫情爆发后的恶劣应对措施让批评者们更容易抓住把柄大肆宣扬那些他们所认为的中国不值得信任的行为，包括南海军事化、可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发动网络攻击，以及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的漏洞为己谋利。

　　虽然许多西方国家试图界定中国目前的行为是非法的，但它们却回避了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中国在本地区和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有什么合法目标吗？中国是一个强盛大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要期望一个拥有如此体量的国家会只按其竞争对手列出的条件参与全球秩序，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最近获取的一些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西方的失败。

　　对华为的批评或许是有道理的，但中国的5G技术对许多国家仍有吸引力，因为还没有明显的西方技术能替代中国技术。批评中国以贬低个体人权重要性的方式扩大其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是完全恰当的，但中国可并没有强迫美国减少其对联合国机构的资助，从而削弱这些机构。

　　目前，中国声称对其内政的任何批评都是不允许的，这种做法其实是在自讨苦吃。美国在1950年代也曾处于类似境地。美国国内对黑人族群令人震惊的歧视行为玷污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并为其竞争对手提供了一个容易攻击的靶标；毛政府邀请黑人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如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E.B.Du Bois）和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Huey Newton），前往北京。美国政界人士强硬表示，其它国家无权批评美国内部的种族政治事务。但这一立场是无法维持的，国内抗争加上外部羞辱改变了美国的法律。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现在也正面临着外界对其国内政治的批评。在加入全球经济后，中国的威权主义统治变得更易受到外界攻击。但相比抱怨西方的蔑视，中国可以做一些更具创意的事情：中国可以利用其近期自我更新的历史。当年的中国，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已命悬一线，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在1980年代修改了前总理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理念来重塑中国。邓允许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自己的部分收成，给予学者之前消失的学术自由，并设立“经济特区”，施行治理和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国投资。

　　正如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所做的那样，中国在未来十年也将不得不重新作出调整，以便更好地吸收而不是拒绝来自国外的批评意见。尽管中国以威权主义闻名于世，但内部争论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直到最近，自由派政治学者和作家在中国体制内仍有空间对他们更强硬的同事提出建设性批评意见；与国外一些批评人士接触也有助于中国检查自己的理念和政策。这种争论在近些年的消失可能不会在短期内阻碍中国的发展，但在未来几年，当政治理念僵化阻碍中国政治精英重新评估其政策时，这种情况就很可能会出现。给予不同意见更多的空间并不一定需要中国施行民主。然而，这种宽容将意味着中国致力于让民间社会蓬勃发展，并在国内外展现真正的政府透明度。

　　它自己最大的敌人

　　中国将要面对的最大障碍不是美国或其他对手的敌意，而是中国自己的威权主义倾向。北京坚守中国核心身份的那个侧面，将使其它三种要素（消费主义、全球野心和技术实力）更难成功重组，从而在国外激起敌意，并在中国与它努力重塑的世界之间树立障碍。

　　自2020年初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好战，这并非好兆头。但是，我们也难以想象中国会有一个不那么对立的威权主义：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中国可以夸口自己拥有了蓬勃发展的调查性新闻文化，不断发展的公民社会，非常活跃的社交媒体，以及在完全民主缺失的情况下一个不断扩大的公共领域。

　　北京并没有试图将本国制度强加于其它国家。作为一个成功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它致力于在国内提升自己的意识形态威信，但它并不要求其它国家追随自己的足迹。中国并没有出于任何原则性的自由主义信仰而感到自己有义务去维护那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相反，一个中国偏好的秩序可能包含以下要素：建设非常强大的国家主权；发展经济，很可能着重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此问题上，中国目前是言胜于行）；扩大和整合一个主要满足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一带一路体系；以中国标准为主导的全球技术格局。诚然，这种混合体对坚定的民主派人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它至少可以形成一个可持续的替代方案，以取代至少部分现存自由主义秩序。

　　中国在亚洲日益提高的地位可能会导致会加强该地区民主国家中的威权主义倾向。在中国的影响下，缅甸和泰国等民主机制脆弱的国家已偏向了非民主一边。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已经变得更容易受到中国准则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政局变得更加专制；在政治上更加自由的韩国，可能会出现（冷战时期的）芬兰化倾向，也就是说，一旦美国势力从东亚撤出，由于临近中国，一个民主国家将屈服于一个强大的威权主义邻国，受其影响。

　　目前，这个世界还没有其它玩家能够引导中国的ACGT模式，中国正受益于此。印度、日本、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无法取代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更不用说世界了。到目前为止，中国是该地区最大的玩家，这使得它有足够的分量来坐庄。但是，中国现行体制的封闭性，以及其强硬、有时甚至是对抗性的姿态，导致该地区和全世界都难以信任中国。亚洲大多数国家（除了中国和朝鲜）都可以容忍美国留在亚洲，这是因为它驻扎在日韩等国经过了民主程序的认可。现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民主的、怀有高度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必须要让其它国家接受自己的全球野心，即使这些国家可能永远都不会完全接受。在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控制的南美国家，或同一时期被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都是既贫穷又不民主。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与亚洲富裕国家越来越深入地纠缠在一起，这些国家拥有活跃的公共空间，中国将很难一直被这些国家的民众所接受，即使中国可以动用其军事力量向邻国施压，想以此影响它们的行为，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未来几十年，中国的政治机制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将揭示出中国社会开放元素与封闭元素之间的差异。中国共产党鼓励中国学术界、商界和法律界的年轻专业人才出国留学。但在党的队伍中，拥有海外经历并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甚至会损害一个人的晋升前景。在中国下一代政治领导人中，似乎很少有人具有重要的海外经历，尽管他们的顾问无疑都是有海外经历的人。中国很可能会培养出一群内向型的政治精英，与其相伴的是一群拥有全球人脉、外向型的专业精英。这种反差将带来一个重大挑战，如果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因为这一反差暗示出了两个关键目标的矛盾性，即国际化和保持党权力的矛盾。

　　此外，翻天覆地的人口结构巨变即将到来。从2029年开始，中国的人口每年将减少大约500万人，这使中国成为了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中国将需要为数百万步入老年的人提供福利，而相比日本这样的老龄化富裕国家，中国并没有这些国家才拥有的资源。尽管中国控制住了新冠疫情使中国经济似乎在稳步复苏，但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意外冲击使中国更难与本地区邻国拓展商贸往来。中国官员现在开始谈论“双循环”经济，即既要占领国际市场又要维持住封闭的本国市场。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平衡术是不可持续的。一个更好的方法是，中国要对其伙伴国的需求和愿望更加敏感，在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时表现出近年所未有的机智。

　　中国有效控制住了新冠疫情

　　如果中国想要依靠ACGT模式改造世界秩序，那中国就要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外交步骤。中国官员常常现在还在矫揉造作，可转眼就以更为胁迫和对抗的口吻大肆抨击别人。其实，中国需要更懂得这个道理，想要拥有全球领导力就要做出让步，行事慷慨并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主要障碍不是美国的敌意或中国内部的敌人。中国的威权主义和不时出现的对抗性扩张主义已经实际抹黑了中国模式的其它组成部分：注重消费主义和改善物质生活，虽有缺陷但却真心实意地促进世界进步和减少贫困，以及中国具备令人震惊的技术创新能力。

　　中国意识形态混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马列主义、传统思想、历史经验和经济成就，这些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本就影响力有限的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但中国在未来世界的地位取决于中国如何成功地重组其ACGT模式的其它部分。目前，北京正在努力创建一种看似合理的、新形式的全球秩序，中国的威权主义有可能束缚住北京的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