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9月25日，中国香港地产商新世界发展宣布将捐出30万平方米农地给予社会以兴建公屋，也成为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以来首个宣布捐地建公屋的香港大型地产商。

新世界发展属于香港“四大家族”之一郑裕彤家族。至此，香港“四大家族”里李兆基家族、郭得胜家族、郑裕彤家族都已有捐地建公屋的举动。再加上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批评香港的暴力违法活动，可知香港商界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自2019年6月以来，因为一起港人台湾杀人事件最终引发的反修例运动已经持续了超过100天，整个香港仍在撕裂、暴力和混乱的泥淖中沉沦。

冲在最前线的年轻人与负责维持秩序的香港警察，以及无数的普通市民承受着最大的伤害，香港政府在进退失据之间以绵薄之力试图扭转局面，中央政府在“一国两制”的赋权和规制下为香港指明方向，然而观察香港近期局势，似乎仍然未有明显好转。

在香港局势的演变过程中，许多观察者都忽略了一个对香港而言举足轻重的群体——香港富商。仅以2016年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GDP估值计算，香港十大富豪总家产就相当于香港GDP的35%，这一占比远超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香港，首富李嘉诚讲的话，或许比特首林郑月娥讲的话更有分量，对时局走向有更大影响力。

这种分量和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体现在政治层面。因为很多商人是香港立法会议员，也有很多商人是中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以直通港府，也可以直通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倚重香港商人维持经济金融稳定，香港政府则不得不给予其足够的尊重，甚至有所忌惮。这也正是在2019年3月港府为使《逃犯条例》获得通过剔除了9项涉及商界的罪行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香港反修例运动中，香港富商群体是必须被纳入考量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很多人看来，香港反修例运动爆发以来，香港富商们大多作壁上观。李嘉诚在8月16日香港报纸、在9月8日慈山寺的说法都未表达明确态度，或许正反映出很多香港富商们在反修例运动问题上的模糊立场。作为能够左右香港局势的关键群体却采取近乎明哲保身的态度，难免让港府蹑手蹑脚、投鼠忌器。

有分析认为，香港富商对港府动议的《逃犯条例》也没有十分清楚，存在忧虑和抵触。部分人担心修例后“一国两制”曾经给予香港的巨大自由空间将不复存在，担心会威胁到自己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着眼于香港当下巨大的贫富差距，甚至担心会重现1967年时那般的“阶级斗争”局面。

事实上，以香港回归2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来看，这些担忧都有些多余。中国内地早已崛起了数以百千万的企业、企业家、商人，一些内地富豪的资产总值与香港富豪相比也不遑多让。

特别是在中共十八大后，一方面惩治了官场腐败，另一方面理顺了政界与商界的关系，逐渐建立起“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国企与民企市场地位趋于平等，企业家或商人只要遵纪守法、合规经营，就不必担心财产安全，更不用担心人身安全。

以中共近年为扶贫事业投注的精力和资源来看也能明白，这是改革开放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方式，而绝不会重回“阶级斗争”的老路。香港的贫富差距问题，其实也可以参考采取类似的方法加以解决。

即使是十八大后强化“一国”，也主要是在政治层面的正本清源，意在明确香港与中国的关系，在“两制”的约束之下，可以肯定不会影响到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法经营。不然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一国两制”的实践、中央政府的威信，对中共而言显然得不偿失。

不得不承认，在“一国两制”之下资本至上的香港，人们享有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更多的自由，集聚了一部分通过非法不正当手段聚敛钱财的人，甚至有“逃犯天堂”之称。在这次反修例运动中，不排除有个别极端利己主义者、违法获利者追求凌驾政界的隐性权力，享受不受制约的法外特权，因而抵制港府修例，成为反修例运动的支持者。香港商界不应该被这一类人所“绑架”。

香港确实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态度模糊、明哲保身，相当于继续坐视香港沉沦，最终会是满盘皆输的局面。

中国港澳办在9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三点意见”的第一点是“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围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进一步凝聚共识并付诸行动”。对于香港商界而言，当下迫切需要做的正是抵制暴力，支持港府，形成改变乱局、共拓未来的力量。